轻松阅读从此开始,张国焘阻挠起义差点被杀

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差点被谭平山杀掉 张国焘 张国焘奉命前往江西,阻止南昌起义,错失与瞿秋白竞选总书记的机会。在南昌起义前夕,湿润君子恽代英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谭平山联合军官,准备实施暗杀计划,遭到周恩来的阻止:“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怎么能杀呢?” 转眼之间,赤都武汉变成了屠宰场,每天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工农积极分子被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然后斩杀于闹市。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7月到12月,武汉地区的革命者即有一万余人遭到杀害。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的当务之急就是紧急疏散在汉的党员干部。疏散工作由张国焘和周恩来负责。 张国焘与每个奉命转移的领导干部谈话,要求他们振奋精神,虽然党暂时遭受挫折,但仍有胜利的前途。“只要我们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卧薪尝胆,努力奋斗,革命定能成功。” 在所有被转移的领导干部中,毛泽东的表现最令张国焘意外。 “中央准备派你到四川去担任省委书记,那里相对安全,而且天府之国,大有作为,尤其是在农民运动方面。”送别之际,张国焘言语非常恳切。 “不!”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到湖南去。” 张国焘吃惊地叫了起来:“湖南?你在那里红透了天,所有的地主豪绅都恨不得活剥了你的皮,怎么还往虎口里钻?你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平静如水:“我不甘心农民运动就这样完了。” 听到毛泽东要到湖南去,瞿秋白赶来劝阻,说:“中央领导层需要新鲜血液,亟需充实具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我准备提议调你来中央工作。” “我住不惯高楼大厦。”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到湖南去,搞暴动,上山结交绿林好汉。” 中共中央尊重毛泽东的意愿,派他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组织秋收暴动。 1927年7月下旬,中央作出三项决定:一是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二是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三是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前往南昌集中,举行武装起义。 7月24日前后,张国焘、周恩来、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和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武汉举行会议,决定派周恩来赴南昌,领导起义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7月26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罗明那兹、加仑等出席。罗明那兹在会上宣布,共产国际发来电令,明确指出:“倘若南昌暴动无成功的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方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的同志去当面传达。”罗明那兹一边说,一边看着张国焘:“你是否去一下?” 对于共产国际随意推翻中央的决定,张国焘感到非常恼火,当即表示:“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马上就要举行了,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的工作而去做单纯的传达工作。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派他去好了。” 罗明那兹一听,急了:“派去的人今晚就得动身。时间紧迫,我们到哪里去找王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他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搞懂国际电令的精神。” 瞿秋白、李维汉见状,劝说张国焘:“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在中国享有极高威信的加仑也劝道:“我总在设想,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部,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现。” 张国焘非常不情愿。他有三点顾虑。首先,奉命去废止已经实施的中央决定,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其次,如果顺利劝阻南昌起义,人们事后会说放弃了大好时机,如果劝阻不成起义遭到失败,则会由他承担责任。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想缺席即将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将正式选举出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与瞿秋白是总书记的两个热门人选。 可是众命难违,张国焘找不出理由推脱,只好郁闷地搭上了驶往九江的客轮。 7月27日清晨,张国焘抵达九江,下船后立即找到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和关向应等人,简略地通报了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贺昌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南昌暴动势在必行,还有讨论的余地吗?!” “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张国焘态度强硬地反问道。 他倨傲的态度激怒了恽代英。 “共产国际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导致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什么国际电令,企图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说到这里,恽代英站起来,指着张国焘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张国焘怔住了,想不到这个文质彬彬、待人和善的书生竟然会突发雷霆之怒。他感到,在这些力主起义的高级干部面前,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威信可言。 南昌是张国焘此程的目的地。由于前方修路,张国焘在九江呆了两天。他担心南昌起义提前发动,一连发了几份电报给周恩来,严令起义之事宜慎重,一切等他到后再做决定。 周恩来没有理他,继续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class=’page’> 上一页 1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集周恩来、李立三等开会,传达共产国际电令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他说:“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放弃起义,带着我们掌握的部队与张发奎的部队一同回师广州,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际情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话音刚落,李立三站起来发言:“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也表示:“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恽代英、谭平山、彭湃等纷纷表态,赞同立即暴动。 张国焘没料到会遇到这样大的阻力,一再解释:“我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不主张进行南昌起义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听罢这话,周恩来愤怒地拍了桌子,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起义的,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 周恩来愤而辞职,使原本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点。李立三说:“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拖延。张发奎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试图缓和气氛:“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万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不欢而散。 散会后,愤怒的谭平山找了一个师长,商量把张国焘绑起来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制止了暗杀计划,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怎么能杀呢?” 7月31日,张国焘、周恩来等再次开会。这时,大家接到叶剑英的密报,得知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日前在庐山密谋,准备以开会为名,扣押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第二十路军总指挥贺龙,将两部全部缴械。 听到这个消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最后一点理由也不成立了。他顺水推舟,表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起义军仍以国民党左派相号召,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张国焘、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 南昌起义胜利后,面临张发奎10万大军的进逼和包围。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www.lishixinzhi.com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 8月3日,起义军按照原来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张国焘本来应当回汉口去向中央复命,因为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随军南下。因为反对过南昌起义,他的威信降至冰点,在军中处境相当尴尬。 9月底10月初,起义军进入广东后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遭到失败。 周恩来对张国焘和李立三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一带去。” 当时,周恩来高烧40℃,张国焘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劝道:“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 周恩来不同意:“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 张国焘、李立三与周恩来分手,同贺昌以及一名中级军官一道,在向导的带领下,趁着夜色来到海边,雇了一条渔船,在海上飘泊了两夜一天,顺利来到香港。 上岸之后,四人相互打量,哑然失笑。他们身上穿的粗白布衣裤,染上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草帽又脏又破,脚上穿的黄布鞋变成了拖鞋。 10月中旬,张国焘孤身一人,从香港乘船来到上海。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领导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张国焘不仅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层,而且正被批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原来在1927年8月7日,也就是张国焘随军南下广东途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史称八七会议。多数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张国焘在大革命后期不注意发展群众运动,不主张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奉行陈独秀的错误政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 八七会议选举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仅当选为候补委员。两天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瞿秋白成为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 张国焘异常失落。在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间,他与李立三住在一间房子里。为安全起见,他们装成兄弟俩。李立三每天起床后都幽默地向张国焘问安:“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 对于张国焘来说,感觉能好到哪里去?他整天捧着中央发给他的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读了又读,越读越恼火。这个文件认为,张国焘和陈独秀一样,都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11月6日,张国焘在党内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上,又看到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张太雷指责张国焘犯了阻止南昌起义的错误: 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意思是要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看到这个报告,张国焘坐不住了,本来是奉命行事,却被说成是假传圣旨,这个罪名谁承担得起?他得知中央临时政治局即将召开十一月扩大会议,而自己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便于11月8日给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他在信中写道: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那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会上,大家总的倾向是: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所以自己到南昌后,就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 张国焘强调:“如果有人说我是假传圣旨,我心里是不服的。” 11月9日至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处分了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 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被解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被指责为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 张国焘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他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怀疑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仍然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13期发表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给张国焘的公开信,答复张国焘11月8日的来信: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来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张国焘在这场争论中落得个灰头灰脑的下场,他迁怒于在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瞿秋白,两人的关系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 角逐总书记失败,张国焘打算另起炉灶,组建新党。陈独秀不愿意搭伙,感叹“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在六大上,张国焘意气用事,与瞿秋白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布哈林发出最后的警告:“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这对冤家都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横眉冷对,舌战群儒。张国焘卷入中山大学的政治漩涡,单枪匹马,与米夫、王明、博古等人对阵。他从心眼里瞧不起这帮引经据典的留苏派,但是,在最需要胆气的时候,却举起了白旗。 1928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不再向中共派驻代表,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六届一中全会同意布哈林的提议,任命瞿秋白、张国焘为代表团正副团长,留驻共产国际。 class=’page’> 2 下一页

导读: 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差点被谭平山杀掉 张国焘 张国焘奉命前往江西,阻止南昌起义,错失与瞿秋白竞选总书记的机会。在南昌起义前夕,湿润君子恽代英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再 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差点被谭平山杀掉 张国焘 张国焘奉命前往江西,阻止南昌起义,错失与瞿秋白竞选总书记的机会。在南昌起义前夕,湿润君子恽代英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谭平山联合军官,准备实施暗杀计划,遭到周恩来的阻止:“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怎么能杀呢?” 转眼之间,赤都武汉变成了屠宰场,每天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工农积极分子被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然后斩杀于闹市。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7月到12月,武汉地区的革命者即有一万余人遭到杀害。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的当务之急就是紧急疏散在汉的党员干部。疏散工作由张国焘和周恩来负责。 张国焘与每个奉命转移的领导干部谈话,要求他们振奋精神,虽然党暂时遭受挫折,但仍有胜利的前途。“只要我们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卧薪尝胆,努力奋斗,革命定能成功。” 在所有被转移的领导干部中,毛泽东的表现最令张国焘意外。 “中央准备派你到四川去担任省委书记,那里相对安全,而且天府之国,大有作为,尤其是在农民运动方面。”送别之际,张国焘言语非常恳切。 “不!”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到湖南去。” 张国焘吃惊地叫了起来:“湖南?你在那里红透了天,所有的地主豪绅都恨不得活剥了你的皮,怎么还往虎口里钻?你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平静如水:“我不甘心农民运动就这样完了。” 听到毛泽东要到湖南去,瞿秋白赶来劝阻,说:“中央领导层需要新鲜血液,亟需充实具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我准备提议调你来中央工作。” “我住不惯高楼大厦。”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到湖南去,搞暴动,上山结交绿林好汉。” 中共中央尊重毛泽东的意愿,派他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组织秋收暴动。 1927年7月下旬,中央作出三项决定:一是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二是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三是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前往南昌集中,举行武装起义。 7月24日前后,张国焘、周恩来、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和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武汉举行会议,决定派周恩来赴南昌,领导起义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7月26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罗明那兹、加仑等出席。罗明那兹在会上宣布,共产国际发来电令,明确指出:“倘若南昌暴动无成功的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方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的同志去当面传达。”罗明那兹一边说,一边看着张国焘:“你是否去一下?” 对于共产国际随意推翻中央的决定,张国焘感到非常恼火,当即表示:“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马上就要举行了,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的工作而去做单纯的传达工作。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派他去好了。” 罗明那兹一听,急了:“派去的人今晚就得动身。时间紧迫,我们到哪里去找王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他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搞懂国际电令的精神。” 瞿秋白、李维汉见状,劝说张国焘:“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在中国享有极高威信的加仑也劝道:“我总在设想,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部,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现。” 张国焘非常不情愿。他有三点顾虑。首先,奉命去废止已经实施的中央决定,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其次,如果顺利劝阻南昌起义,人们事后会说放弃了大好时机,如果劝阻不成起义遭到失败,则会由他承担责任。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想缺席即将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将正式选举出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与瞿秋白是总书记的两个热门人选。 可是众命难违,张国焘找不出理由推脱,只好郁闷地搭上了驶往九江的客轮。 7月27日清晨,张国焘抵达九江,下船后立即找到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和关向应等人,简略地通报了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贺昌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南昌暴动势在必行,还有讨论的余地吗?!” “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张国焘态度强硬地反问道。 他倨傲的态度激怒了恽代英。 “共产国际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导致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什么国际电令,企图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说到这里,恽代英站起来,指着张国焘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张国焘怔住了,想不到这个文质彬彬、待人和善的书生竟然会突发雷霆之怒。他感到,在这些力主起义的高级干部面前,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威信可言。 南昌是张国焘此程的目的地。由于前方修路,张国焘在九江呆了两天。他担心南昌起义提前发动,一连发了几份电报给周恩来,严令起义之事宜慎重,一切等他到后再做决定。 周恩来没有理他,继续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集周恩来、李立三等开会,传达共产国际电令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他说:“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放弃起义,带着我们掌握的部队与张发奎的部队一同回师广州,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际情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话音刚落,李立三站起来发言:“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也表示:“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恽代英、谭平山、彭湃等纷纷表态,赞同立即暴动。 张国焘没料到会遇到这样大的阻力,一再解释:“我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不主张进行南昌起义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听罢这话,周恩来愤怒地拍了桌子,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起义的,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 周恩来愤而辞职,使原本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点。李立三说:“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拖延。张发奎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试图缓和气氛:“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万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不欢而散。 散会后,愤怒的谭平山找了一个师长,商量把张国焘绑起来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制止了暗杀计划,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怎么能杀呢?” 7月31日,张国焘、周恩来等再次开会。这时,大家接到叶剑英的密报,得知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日前在庐山密谋,准备以开会为名,扣押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第二十路军总指挥贺龙,将两部全部缴械。 听到这个消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最后一点理由也不成立了。他顺水推舟,表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起义军仍以国民党左派相号召,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张国焘、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 南昌起义胜利后,面临张发奎10万大军的进逼和包围。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 8月3日,起义军按照原来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张国焘本来应当回汉口去向中央复命,因为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随军南下。因为反对过南昌起义,他的威信降至冰点,在军中处境相当尴尬。 9月底10月初,起义军进入广东后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遭到失败。 周恩来对张国焘和李立三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一带去。” 当时,周恩来高烧40℃,张国焘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劝道:“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 周恩来不同意:“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 张国焘、李立三与周恩来分手,同贺昌以及一名中级军官一道,在向导的带领下,趁着夜色来到海边,雇了一条渔船,在海上飘泊了两夜一天,顺利来到香港。 上岸之后,四人相互打量,哑然失笑。他们身上穿的粗白布衣裤,染上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草帽又脏又破,脚上穿的黄布鞋变成了拖鞋。 10月中旬,张国焘孤身一人,从香港乘船来到上海。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领导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张国焘不仅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层,而且正被批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原来在1927年8月7日,也就是张国焘随军南下广东途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史称八七会议。多数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张国焘在大革命后期不注意发展群众运动,不主张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奉行陈独秀的错误政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 八七会议选举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仅当选为候补委员。两天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瞿秋白成为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 张国焘异常失落。在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间,他与李立三住在一间房子里。为安全起见,他们装成兄弟俩。李立三每天起床后都幽默地向张国焘问安:“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 对于张国焘来说,感觉能好到哪里去?他整天捧着中央发给他的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读了又读,越读越恼火。这个文件认为,张国焘和陈独秀一样,都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11月6日,张国焘在党内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上,又看到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张太雷指责张国焘犯了阻止南昌起义的错误: 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意思是要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看到这个报告,张国焘坐不住了,本来是奉命行事,却被说成是假传圣旨,这个罪名谁承担得起?他得知中央临时政治局即将召开十一月扩大会议,而自己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便于11月8日给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他在信中写道: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那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会上,大家总的倾向是: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所以自己到南昌后,就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 张国焘强调:“如果有人说我是假传圣旨,我心里是不服的。” 11月9日至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处分了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 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被解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被指责为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 张国焘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他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怀疑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仍然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13期发表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给张国焘的公开信,答复张国焘11月8日的来信: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来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张国焘在这场争论中落得个灰头灰脑的下场,他迁怒于在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瞿秋白,两人的关系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 角逐总书记失败,张国焘打算另起炉灶,组建新党。陈独秀不愿砮皂的价码意搭伙,感叹“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在六大上,张国焘意气用事,与瞿秋白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布哈林发出最后的警告:“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这对冤家都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横眉冷对,舌战群儒。张国焘卷入中山大学的政治漩涡,单枪匹马,与米夫、王明、博古等人对阵。他从心眼里瞧不起这帮引经据典的留苏派,但是,在最需要胆气的时候,却举起了白旗。 1928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不再向中共派驻代表,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六届一中全会同意布哈林的提议,任命瞿秋白、张国焘为代表团正副团长,留驻共产国际。 >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爆发的;决心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武装起义反抗或者说报复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蒋介石汪精卫。

当时陈独秀代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受过,被指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交出领导权,一边歇着去了。在武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只有周恩来张国焘两人。周恩来接受李立三在南昌发起暴动的建议,主张由叶挺所部的革命军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的中心。

周恩来一边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及其他相关重要策略,一边要求共产国际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质接济。然后,周恩来张国涛二人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为委员发动南昌起义。张国焘则留下看守中共中央。

由于在当时紧急情况之下决定做得仓促,这次重大行动事先没有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结果后来节外生枝,惹出一些麻烦。麻烦是共产国际得到报告后不支持南昌暴动,认为暴动取得成功希望渺茫,所以不仅没有经费支援,而且电令俄国顾问不得参加南昌暴动。

接替鲍罗廷新到任的共产国际顾问罗明纳兹遵莫斯科之旨下令阻止南昌暴动,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则建议联络动员享有铁军英雄盛誉且一向与共产党合作密切关系融洽的张发奎将军,使其率所部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重新北伐。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人也认为加伦将军的建议较之南昌暴动似乎更有成功希望,表示赞成,并委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贯彻中央新指示。张国焘是最初与周恩来商定发动南昌起义的当事者,中央阻止南昌起义且派他前往传达贯彻中央指示,使他处于出尔反尔尴尬处境,也使他日后背负了阻挠发动南昌起义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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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到达南昌见到起义领导人恽代英、周恩来、李立三等人传达中央新指示后,遭到激烈反对和指责,并被告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成败不计,起义已经势在必行不可变更。

张国焘在传达中央指示后曾与各位领导人长谈,了解起义无法终止的原因。最先与之长谈的是李立三,在那次长谈中,李立三说到之所以不能终止起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不能违反与起义总指挥贺龙所订立的密约。接着李立三,周恩来和谭平山又向张国焘详细介绍了中共与贺龙的关系以及为什么选贺龙为起义总指挥的原因。

据张国焘回忆,谈话时李立三告诉他说:贺龙以往与中共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追随中共一块儿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李立三进而警告说:贺龙不得志,他不满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来咬我们一口。

周恩来对此则有进一步的重要补充,他说: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谭平山是最先动员贺龙参加暴动的,他也向张国焘说明:贺龙内心有恐惧,我们请他做总指挥,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李立三为拒绝中央联络张发奎的建议,最后还警告张国焘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哪有不翻脸对付我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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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南昌起义时共产党与贺龙的合作并非完全以信仰或主义为基础,更多的是一种相互需要:共产党需要贺龙的部队以充实起义军实力,贺龙则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改变处境并实现个人的抱负。所以委任贺龙做总指挥是一种使其心无旁骛地与共产党一同暴动的手段。当然起义后,贺龙参加了共产党,并在共产党的帮助和自身努力之下,逐渐克服和改变了以往许多不符合共产党要求的生活习性和行事风格,成为一个自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但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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