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宣言,回顾与前瞻

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

《美国的崛起—17-19世纪的美国》介绍

一、作者作品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

晚清士人在最初接触美国历史知识时,就曾涉及早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到了美国立国的历史;徐继畬在所著《瀛环志略》中,则对乔治·华盛顿和美国建国史做了一些介绍。到20世纪初年,美国革命、华盛顿和《美国宪法》的名称以及相关史事,不时出现在中国改革派和革命家的政论时评当中。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0、43——72页。但是,关于美国早期史的学术性探讨,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从20世纪初到1978年的3/4世纪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处在草创时期,美国史也不例外。除了一般通史性著作中涉及美国早期的史事以外,专门的早期史著述可谓凤毛麟角。1978年以前中国学者撰写的美国早期史著作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美国独立战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胡伯恳《美国独立》(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刘祚昌《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郭圣铭《美国独立战争》(商务印书馆,1973、1984年版)等;专题论文仅有几篇论述早期奴隶制、独立战争和“谢斯起义”的文章。

【黄安年个人论著藏书书目(黄安年个人论著部分编号014)】

《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的作者大卫·阿米蒂奇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出生于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并颇有建树。早年曾在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后来追随史学大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专治政治思想史从2010年开始,阿米蒂奇参与斯金纳任主编的《语境中的观念》(Ideas in Context)丛书的编选工作,并于2011年接替斯金纳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除该书以外,还著有《英帝国的思想起源》、《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石》、《历史学宣言》等。

[关键词]美国史研究;去意识形态化;学术积累;现实关怀;本土化

197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早期史领域的专著寥寥可数,但论文的数量已然相当可观,涉及的课题逐渐增多,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与此同时,未来早期史研究的重点和走向,也变得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4月13日发布

作者在此书的导论中,大致呈现了此书的主要着眼点,即要以《独立宣言》为切入角度,“重新思考全球时代的美国史”、“将美国史纳入全球视角”[1]。作者阿米蒂奇认为,美国在联合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身处于巨大的全球网络之中,并且认为在《独立宣言》这一种新政论文体的诞生和流传之中出现的对《宣言》的不同理解,“反映了大西洋世界正在出现的国际社会的观念的变化”[2],而且更为重要的是,“1776年之后两百年的全球史表明,创立一种他人在宣布独立时能够效法的形式灵活的利器,恰恰是《独立宣言》的贡献所在”。就这三重意义上说,美国《独立宣言》始终是身处并面向全球的。因此,作者试图从美洲殖民地身处的全球网络、《宣言》这一文本“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并由此催生出模仿《宣言》或类似《宣言》的文本的历史”[3]以及“考察其他独立宣言问世和累积的规律”这三种全球史的研究思路入手,从全球史的角度研究《独立宣言》。这也就是本书正文三章所着重讨论的内容。当然,在具体展开中,作者还是各有侧重的。举例来说,如其自述,阿米蒂奇主要研究的是“国家的而非个体人的权利”[4],以及《独立宣言》在法学以及国际法范畴内的意义。正是通过这两条线索,作者成功地将《独立宣言》与两个世纪以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建立起了联系。

[摘要]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学术水平逐渐提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此期间,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来源有所调整,在思想理论取向上经历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历史主义意识有所增强,愈益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在借用社会科学方法方面也有新的尝试。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表明这个领域具有相当光明的发展前景。

自2019年4月5日起,笔者开始通过博客陆续发布个人论著收藏图书书目,按照出版时间先后发布,电子版含封面版权页、目录页、序言后记页。

笔者所著《美国的崛起—17-19世纪的美国》,1992年7月第1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下出版,479000字,608页,开本850X1168 1/32,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印3500册,11.20元一本,责任编辑王昊;封面设计谭国民;版式设计李玲玲;责任校对林福国。

本书系统叙述和研究自1492年前到19世纪末的美国历史,是《二十世纪美国史》的姊妹篇。两书相对独立,又互相衔接,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美国史体系。本书实事求是地分析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趋势及其特点;探讨美国在短期内由荒原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之路及其历史借鉴。书中涉及美中关系部分给予一定的篇幅,重视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分上下两篇并附统计表、大事年表、主要参考书目等。是中国学者近几十年来出版的第一部美国近代史,既是专著又是教材和研究生的有用参考书。本书获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

在《二十世纪美国史》的前言中,我曾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年轻、经济实力最强的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热’中广大中国读者渴望了解和认识美国。在‘中国热’中的美国读者也希望了解和研究中国人怎样看美国。”“谈到美国,人们经常关心美国发展‘模式’和特点这样的问题。诸如,为什么美国在近一个世纪里一直保持头号世界大国的地位?‘美国式’道路是什么?外来移民、跨越封建制度阶段、领土开拓和西进运动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等因素对现代美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美国的崛起》一书,正是要从美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统一观出发,阐述美国的近代发展历史。

本书系统阐述自公元“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到1898年美西战争前的美国早期和近代历史的基本发展线索,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趋势及其特点,分别探讨美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考察美国在短期内由荒原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之路,研究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内政改革,工农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外交原则的制定和对外关系的演变,几次重大战争的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以及宗教、文化艺术的概况、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等重大课题,实事求是地评价美国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作用,并介绍美国和我国史学研究成果及最新学术动态本书旨在有助于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美国历史实际,正确认识美国崛起之路,正确认识美国近代资本主义,正确认识美利坚合众国。考虑到本书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读者,并使国外读者了解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成果,在撰写本书时,充分引述了我国学者有关论著,并对涉及美中关系和美籍华人问题给以一定的篇幅,以期使本书富有中国特色。本书除导言外,分上下两编。上编,从荒原到合众国的诞生(15世纪前一18世纪末),下编,十九世纪的美国。正文后,附有8项重要的历史统计表以及近代美国历史大事年表,—中西文主要参考书目、中英文人名;专名、地名对照。

本书在拙编《美国历史纲要》和本人对近代美国若干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作了重大的修改和充实,增加了新的课题,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纲要》作为油印教材,几年来为北京师大历史系及一些高等院校开设美国史选修课程的基本教材,收到了良好效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满足高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读者认识、了解美国的强烈愿望,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决定出版《美国的崛起》。在此,谨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本书责任编辑王昊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祚昌先生和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郑重推荐出版本书,刘祚昌先生还为本书作序,鼓励我在美国史研究中继续探讨,在此向两位先生谨表谢忱。还要郑重声明: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沈永兴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梅筠女士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意。我要专门提及,杨玉圣先生和胡玉坤女士,在我1991年初至1992年初赴美考察期间,费力为拙稿润色加工和负责一、二校,并编写附录四:“八十年代我国美国近代史研究硕士论文题录”,他们的辛勤工作,对保证本书的质量和顺利出版起了重要作用。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书中所引述有关论著的中国著者表示谢意。还要感谢对我的美国史论著、讲授感兴趣的本科生、研究生及社会各界读者,他们对《二十世纪美国史》的浓厚兴趣以及对了解美国早期和近代史的热切期望,增加了我公开出版本书的信心。

美国崛起之路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它是美国历史发展多样性统一的体现。美国崛起之路具有启迪意义。认真研究美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要实现美国化。不顾我国国情,盲目照搬美国经验,是不可取的,借口闺情不同,排斥多样性统一历史中的美国经验,也是十分错误的。

照片19张拍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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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2年7月第1版

开本:850X11681/32

ISBN:7-5004-1072-7/K·153

本书系统叙述和研究自1492年前到19世纪末的美国历史,是《二十世纪美国史》的姊妹篇。两书相对独立,又互相衔接,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美国史体系。本书实事求是地分析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趋势及其特点;探讨美国在短期内由荒原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之路及其历史借鉴。书中涉及美中关系部分给予一定的篇幅,重视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分上下两篇并附统计表、大事年表、主要参考书目等。是中国学者近几十年来出版的第一部美国近代史,既是专著又是教材和研究生的有用参考书。本书获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独立到现在才200余年,把殖民地时代算在内,也不到四百年。然而在这样短短的历史时间内,它的经济建设却取得惊人的成就,其发展之快,是举世无匹的。当17地纪初第一批英国移民在北美海岸舍舟登陆时,北美大陆还是一片“草木榛榛”、“鹿豕狂狂”的荒野。出没于森林草地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仍过着一种粗犷的游牧生活。然而,“物换星移”,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人事全非”,在畴昔的荒凉大地上已经高楼栉比,烟囱林立,机声盈耳,阡陌纵横了。美国的工业生产业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农业生产也超越一切国家,在全世界独占鳌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更是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上超级经济大国。

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人们往往惊叹美国经济发展的迅猛神速,而相对地忽略了美国在其它许多领域内的成就。其实,美国经济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等的发展,是和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并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很难想象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在其它方面却很落后。

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形成了极其发达和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美国的民主滥觞于殖民地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期间,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正式形成。1776—1781年间制定的州宪法及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构造了一个政治框架,这个政治框架体现了共和制、代议制、联邦制、三权分立、长官选举制和文官领导军队的原则,并且协调了中央集权主义与地方分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以及奴隶制与自由制之间的矛盾,因而不但使国家政权机关对于资产阶级的要

求作出灵敏的反应,而且也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个政治框架也有一个漏洞,它默许了南方奴隶制度的存在,这就为自由制度与奴隶制度的矛盾埋下了种子。19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解决了这个矛盾,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废止了奴隶制度,从而弥补了这个漏洞。

美国早在18世纪末就产生了政党,在南北战争后正式形成了两党制,这就形成了资产阶级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两党制的形成,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趋于完善,这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美国政治的发展,也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逐步扩大上。在殖民地时代,选举权有财产资格的限制。第一次革命期间,各州都程度不等地降低了财产资格,从而扩大了选民范围。到19世纪上期,在群众的压力下,各州都实现了白人成年男子的普选制。南北战争后,黑人取得了选举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又取得了选举权,因而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普选制国家。普选制的确立,在人民中间加强了对于民主的幻想,因而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这样,经过第一次革命和南北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已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完善的政治机制,这个机制一方面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男‘方面保证了资产阶级对于国家的控制。在这个条件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美国有发达的文化教育。美国从殖民地时代起就重视教育。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领袖们认识到,为了弘扬基督教,必须普及识字教育,以便让居民读懂圣经。基于这个认识,他们大力推广初级学棱教育,同时也发展高等教育,以便培养传教士。早在1636年在马萨诸塞就出现了哈佛学院。第一次革命后,国民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新英格兰甚至实行免废教育,把学校开放给一切人。南北战争前,在几个州共建立516所大学及学院。到1850年为止,在北部及西部诸州人们已普遍地达到以下的共识:第一,初等及中等学校应免费开放给一切儿童。第二,应该重视师范教育。第三,应该实行职业训练,以培养各种部门人材,如法学、医学、神学、工程学等等。

南北战争后,黑人教育也受到重视,大办黑人学校。到19世纪晚期,美国已朝着免废、普及的全面教育的目标迈进,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入学儿童在学龄儿童中所占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1870年美国用在普及教育上的经费为6,300万美元;到1900年已超过10亿美元大关。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已确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美国教育的发展,首先应该归功于有远见的政治家们的重视和提倡。美国的几位开国元勋都很重视教育,其中有杰斐逊、富兰克林和潘恩等人。杰斐逊所以重视教育,是因为他把教育和民主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在一起了。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而知识来源于教育。杰斐逊在美国第一个提出普及教育的原则,并且毕生为发展教育而努力。林肯也重视教育,特别重视工农大众的教育。正是林肯欣然签署了“莫里尔土地授予法案”,而这个法案曾被林肯的前任总统布坎南所否决。该法案的主旨便是由联邦政府资助农业及工业技术教育,它规定由联邦拨给各州大量国有土地,作为筹建工、农技术学校的基金。19世纪晚期美国大规模兴办工技、农技学校和大学,与这个法案有莫大的关系。

教育的发展,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可以培养技术人材,从而可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显然是和教育大发展分不开的。

再次,美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上的创造发明,也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这里只举出两位大发明家就够了。富兰克林早在18世纪末就发明了避雷针,并且用电去说明打雷和闪电的科学原理。另一位大发明家爱迪生在19世纪晚期发明或改进了一系列生活用品,如留声机、电灯、电话和电影放映机等等。在他主持的实验室里还集体发明了蓄电池、录音机等等,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美国在世纪之交出现的工、农业高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

这样,美国虽然开国甚晚,但是在建国后的短短的200多年之内却在许多方面大放异彩,不仅成为最强大的经济大国,而且也成为一个政治成熟、文化教育发达和科学技术先进的大国。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历史虽然很短,但是美国历史的内容却绚丽多彩、千姿百态,美国历史有极其丰富、极其深厚的内涵。

就以在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和南北战争而论,无论是它们的规模、它们的深度,还是它们的影响,与世界近代史上任何其他革命相比,都是毫不愧色的。其中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许多动人心弦的情节,到今天还能震撼人心,感人至深。

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许多有声有色的群众性运动。19世纪30—50年代席卷北方的废奴运动及与之相关的“地下铁道”的活动,就充满了催人泪下的英雄事迹。有的废奴主义战士,如埃利佳·洛夫乔伊曾为废奴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西进运动,更是一组真正的壮丽的史诗,一批接一批向西涌进的移民大军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最后把苍莽大地改造成锦绣的花园。一部19世纪的美国史,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编织而成的画卷。

在美国历史中也不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忠于共和事业的民族英雄华盛顿,思想深邃、品德高洁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杰斐逊以及气度恢宏、为联邦事业及民主信念而奋斗到底的林肯等不世出的伟人不用说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见义勇为、特立独行、倜傥不群乃至大智大勇的杰出人物,其中有鞠躬尽瘁于宗教事业的乔纳桑·爱德华兹,有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外交家和启蒙学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有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的女人道主义者多萝赛·狄克斯,有钢铁般意志的百折不挠的废奴主义战士劳埃德·加里森,有为黑人同胞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废奴主义者弗列得里克·道格拉

斯,有智勇双全、为解放同胞而出生入死的黑人女英雄塔布曼,有为黑人同胞寻求出路的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依斯等等。这些人物为美国的社会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且为美国历史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美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带有浓郁的美国色彩。其中有以爱默生为代表的强调自我道德修养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目的的超越论哲学思想,有以威廉·詹姆士为代表的重视实际效用的实用主义哲学,有提出单一税理论的亨利·乔治的社会改革思想(1879年他发表了《进步与贫困》),有强调生活实践的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也有对世界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华盛顿·欧文、沃尔特·惠特曼及马克·吐温等人的脍炙人口妁文学创作。

当然,美国历史上也有其黑暗面,如黑人奴隶制度、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社会犯罪以及贪污丑行等等。

把这样丰富多彩的,包括其黑暗面在内的美国历史原原本本地介绍到中国来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中国广大读者迫切要求的。黄安年君已经出版的《二十世纪美国史》和现在这部《美国的崛起》满足了这个要求。

《美国的崛起》一书是作者教学研究的结晶,是他这几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该书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900年以前的、包括早期印第安人社会在内的全部美国的历史发展,它涵盖了美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也涉及教育、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艺术。该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联系了中国的实际,把中美文化交流、中美关系放在应有的地位;并且注意到美国史中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事件,并且总结了其经验教训。

第二,它吸收了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以及研究生毕业论文。

第三,多样化的统一。它既体现了人类共同的发展规律,又突出了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也批判吸收了美国史学界各种观点中的积极因素及美国最新史学成果。

第五,它既是学术著作,又是大学的教材,也适合于社会上广大读者。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缺陷或不足之处,如对历史人物重视不够,在组织结构上有不甚合理的地方等等。但是,这些都是“白璧微瑕”,优点是主要的。所以我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著作。是为序。

导言 美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

第一节美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第二节近代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第三节近代美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上编从荒原到合众国的诞生(15世纪前一18世纪末)

第一章北美大陆的最早居民

第一节早期的北美土著印第安人

第二节北美印第安人和美国近代文明的兴起

第二章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

第三节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的黑人奴隶

第四节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

第—节美国独立革命的基本过程

第二节美国独立宣言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

第三节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地位

第四章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产生

第一节从邦联条例到联邦宪法的制定

第二节联邦宪法的生效和宪法修正案

第三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历史地位

第五章建国初期巩固新生共和国的斗争

第一节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改革

第二节近代资产阶级两党制的初步形成和杰斐逊民主政治

第三节清教的传播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第六章第二次对英战争前后美国的对外政策

第一节华盛顿政府的对外政策

第二节第二次对荚独立战争

第七章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领土开拓和西进运动

第一节美国独立后的领土开拓

第二节19世全己上半期的西进运动

第三节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的印第安人

第四节美墨战争及其影响

第七章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社会经济

第一节美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

第二节美国早期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节美国南部种植园奴隶制的发展

第九章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第—节杰克逊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

第二节围绕奴隶制问题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

第三节早期改革工业社会的思潮和运动

第一节美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初期胜利

第二节美国内战的转折和北方的胜利

第三节美国内战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林肯、约翰逊总统的重建方案

第二节美国国会的重建方案

第三节战后南方重建对美国的影响

第十二章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一节历史的大转折和近代工业化的完成

第二节内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基本经验

第三节美国城市化的兴起和资源、环境保护政策

第十三章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早期垄断统治的内政

第一节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第二书反托拉斯社会思潮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第三节19世纪未期的美国内政

第十四章19世纪后半期的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节19世纪后半期的农民运动

第二节19世纪后半期的工人运动

第三节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

第十五章近代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一节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二节19世±己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始

第三节近代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经验

第十六章近代美国的思想文化和艺术

第—节19世纪美国的宗教

第二节近代美国史学的发展

第三节近代美国教育的发展

第四节近代美国的文学和艺术

1.美国各州加入联邦年代表

3.美国人口统计表(1790——1900)

4.美国历届总统,副总统和主要政府成员(1789——1901)

5.近代美国、总统的教育、宗教,政党和州属情况

6.近代美国总统选举情况表

7.近代美国国会力量对比表

8.近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附录二近代美国历史大事年表

附录四八十年代我国美国近代史研究硕士论文题录

附录五专有名词及人名英汉对照

本书叙述和研究17—19世纪的美国历史,是拙著《二十世纪美国史》的姐妹篇。这两部书相对独立,又互相衔接,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美国史体系,是我近10年来在该学科领域内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之一。

在《二十世纪美国史》的前言中,我曾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年轻、经济实力最强的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热’中广大中国读者渴望了解和认识美国。在‘中国热’中的美国读者也希望了解和研究中国人怎样看美国。”“谈到美国,人们经常关心美国发展‘模式’和特点这样的问题。诸如,为什么美国在近一个世纪里一直保持头号世界大国的地位?‘美国式’道路是什么?外来移民、跨越封建制度阶段、领土开拓和西进运动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等因素对现代美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美国的崛起》一书,正是要从美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统一观出发,阐述美国的近代发展历史。

本书系统阐述自公元“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到1898年美西战争前的美国早期和近代历史的基本发展线索,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趋势及其特点,分别探讨美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考察美国在短期内由荒原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之路,研究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内政改革,工农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外交原则的制定和对外关系的演变,几次重大战争的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以及宗教、文化艺术的概况、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等重大课题,实事求是地评价美国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作用,并介绍美国和我国史学研究成果及最新学术动态本书旨在有助于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美国历史实际,正确认识美国崛起之路,正确认识美国近代资本主义,正确认识美利坚合众国。考虑到本书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读者,并使国外读者了解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成果,在撰写本书时,充分引述了我国学者有关论著,并对涉及美中关系和美籍华人问题给以一定的篇幅,以期使本书富有中国特色。本书除导言外,分上下两编。上编,从荒原到合众国的诞生(15世纪前一18世纪末),下编,十九世纪的美国。正文后,附有8项重要的历史统计表以及近代美国历史大事年表,—中西文主要参考书目、中英文人名;专名、地名对照。

本书在拙编《美国历史纲要》和本人对近代美国若干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作了重大的修改和充实,增加了新的课题,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纲要》作为油印教材,几年来为北京师大历史系及一些高等院校开设美国史选修课程的基本教材,收到了良好效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满足高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土

以及广大读者认识、了解美国的强烈愿望,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决定出版《美国的崛起》。在此,谨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本书责任编辑王昊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祚昌先生和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郑重推荐出版本书,刘祚昌先生还为本书作序,鼓励我在美国史研究中继续探讨,在此向两位先生谨表谢忱。还要郑重声明: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沈永兴先生和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梅筠女士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意。我要专门提及,杨玉圣先生和胡玉坤女士,在我1991年初至1992年初赴美考察期间,费力为拙稿润色加工和负责一、二校,并编写附录四:“八十年代我国美国近代史研究硕士论文题录”,他们的辛勤工作,对保证本书的质量和顺利出版起了重要作用。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书中所引述有关论著的中国著者表示谢意。还要感谢对我的美国史论著、讲授感兴趣的本科生、研究生及社会各界读者,他们对《二十世纪美国史》的浓厚兴趣以及对了解美国早期和近代史的热切期望,增加了我公开出版本书的信心。

美国崛起之路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它是美国历史发展多样性统一的体现。美国崛起之路具有启迪意义。认真研究美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要实现美国化。不顾我国国情,盲目照搬美国经验,是不可取的,借口闺情不同,排斥多样性统一历史中的美国经验,也是十分错误的。

本书面世时,历史车轮已经跨入了90年代。但愿《美国的崛起》能有助于繁荣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普及美国历史知识,推动美中文化交流,为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微力。

黄安年于北京师大晾米阁

*李剑鸣:《评“美国的崛起”》载《世界史研究动态》)

*赵梅《评“美国的崛起”》载《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肖军政:《评“美国的崛起”》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1991年第11期[总第52~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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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崛起》PDF全文版目录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5日发布

这里发布的是笔者《美国的崛起——17-19世纪的美国》一书的PDF版目录,该书由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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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崛起——17-19世纪的美国》提要

黄安年文2007年3月17日

《美国的崛起》序PDF版

刘祚昌文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0月12日发布

美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PDF版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0月13日发布

早期的北美的土著印第安人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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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印第安人和美国近代文明的兴起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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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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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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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产生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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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巩固新生共和国的斗争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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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对英战争前后美国的对外政策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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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领土开拓和西进运动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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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社会经济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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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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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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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早期垄断统治的内政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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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期的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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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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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国思想文化和艺术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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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州加入联邦时间表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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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领土扩张表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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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统计表(1790-1900)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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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届总统、副总统和主要政府成员(1789-1901)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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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国总统的教育、宗教、政党和州属情况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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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国总统选举情况表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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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国国会力量对比表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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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国联邦最高法官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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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国历史大事年表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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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国史主要参考书目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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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我国美国近代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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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崛起》后记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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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章讨论了《独立宣言》诞生的不仅仅是政治的,而且是法律和外交意义上的世界。其首先讨论了《宣言》的结构,说明了《独立宣言》包含着对这一群人独立成为一个国家、进入世界政治体系的宣告,独立国家因此享有的权利,以及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指控这几个部分。作者认为,这一文件由此具有几个特征,如它是向“人类公意”或“公正的世界”[5]而非某国人民发布的;这一文件具有政治上、法律上、外交上的三重含义[6]等。由于如潘恩以及同时期美国人所认识的那样,如果独立战争的结果不是国家的独立,联合殖民地将仍被视为一国之叛乱,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与认同。而凭借这一宣言,“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不再是大英帝国的成员,而与‘世界各国’站到了一起”[7],这正意味着北美联合殖民地对当时国际法体系和国家外交体系的前在接受和主动融入,意图成为这一体系中独立国家的其中之一。紧接着,阿米蒂奇描述了当时的法学家瓦尔特对《独立宣言》中的国家定义的贡献,以及梳理了苏格兰独立(《阿布罗斯宣言》[8])与荷兰革命(《荷兰誓绝法案》)对《独立宣言》的影响,叙述了国家应有的权利和组织方式。如在开篇对《独立宣言》结构的划分那样,作者在最后对指控部分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一指控同样是诉诸国际法和当时欧洲文明的惯例的。阿米蒂奇在本章结尾的这一句话可以概括本章所试图描述的《独立宣言》诞生的世界:“《独立宣言》(包括草稿及最终印发的版本)中想象的广阔世界是由良性的和恶性的商业活动联结起来的不同民族或人群。同时,这个世界又是美利坚人和不列颠人及各自的盟友之间战争的一个舞台。世界的主要成员是互相承认的主权国家,却受到来自某些非法势力的危险”[9]。而通过《独立宣言》,联合殖民地试图进入的也正是这样的国际社会。

[中图分类号]K092—74/76[文献标识码]A

这里所说的美国早期史,是指1815年以前的美国史。这里的“美国”换成英文应当是“America”,而不是“TheUnitedStates”。它不是一个国名,所涵盖的时空范围比“合众国”要宽泛和模糊;殖民地时期没有“合众国”,但仍是“美国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合众国史”的背景或前奏。在中国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的世界史教学中,美国早期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般的世界史教科书,通常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北美殖民地和美国革命的历史。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美国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所占篇幅为44页,而此后直到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分散在各章,合起来所占篇幅为20页左右。但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早期史却并不受重视。专门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人,包括研究生在内,可能不到20人。在国内的研究者中间似乎存在一种未曾明言的看法,觉得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只是美国建国的背景,而建国初期的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无足重轻的“蕞尔小国”;研究美国史,应当以内战后、特别是20世纪已然强大的美国为重点。也许是由于相似的原因,在内战以来的美国史中,外交史又格外受青睐,研究人员和研究论著的数目,几乎相当于美国史其他所有领域。在1989——2000年间,发表过美国史文章的作者有585人;而同期发表过美国外交史文章的作者,就接近400人。见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直到目前,这种局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比较不同时期性质相近的专题的文献数量,同样可以说明早期史相对不受重视的状况。在1979——2007年的中文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华盛顿之名的文章有77篇,含有杰斐逊之名的文章有71篇;而含有林肯之名的文章有186篇,含有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名的文章更多达366篇。在同期的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独立战争”(或“美国革命”)字样的文章,只有108篇,而含有“内战”(或“南北战争”)字样的文章,则达到170篇。据2007年3月26日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数据计算,其中2007年的数据不完整。另,本文所引中文论文,除出自论文集的以外,均系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下载,以下不一一注明。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说,早期史成了某种“思想偏见”和“学术势利眼”的受害者。

第二章讨论了《独立宣言》被世界和被美国接受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独立宣言》的变化。作者提出,后世对于《独立宣言》的态度往往是这样的:既然在独立后,《独立宣言》这一文本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文本的独立性和革命性也就自然地[10]被掩盖或无视,人和国家的权利部分被更好地发扬和熟悉。然而在革命当时,对《宣言》的态度并非如此。随着法国革命的展开及伴随而来的对自然法观念的瓦解,《独立宣言》第二段对人的权利的宣告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阿米蒂奇所揭示的当时美国国内仍然流行的对《独立宣言》的建国作用的强调,正因其对批判天赋人权学说所做出的回应而仍具意义。在讨论了《独立宣言》文本流传的过程后,阿米蒂奇提出了当时英国存在的对《独立宣言》所见个体自然权利不甚成熟的攻击,如对奴隶制的批判等,而这一攻击经由边沁而上升到了法学论辩的层面。在对这些批判的介绍中,阿米蒂奇继续强调各位批判者使用的国际法工具,以及身处的国际法体系,并且强调了“《独立宣言》提出的种种问题成为快速形成中的承认国家法律地位理论的焦点”[11]。当然,不论这些批判如何,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对于独立的质疑终究是渐渐尘埃落定。但是,美国本身对《独立宣言》的重视和关注程度也随之下降[12],直到1812年战争结束,美国才重新建立起对《独立宣言》的兴趣与崇拜。最终,《独立宣言》本身的含义被神圣化,但也失去了在第一章提到了国际的和普世的意义,而被本地化和美国化了,如本章开始所陈述的,文本的独立性和革命性被掩盖和无视,人和国家的权利部分被无限地抬高。

[文章编号]0583—021401—0030—20

其实,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并不晚于美国史的其他领域。老一代学者对此无疑有开拓之功。黄绍湘教授、丁则民教授、张友伦教授等前辈学者,都曾发表过美国早期史方面的论著。特别是黄绍湘教授在1957年推出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奠基性著作。黄绍湘教授后来对该书做了修订和扩充,更名为《美国史纲,1492——1823》,于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叙述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直至“门罗宣言”发表约300余年的美国历史,内容涉及“北美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以及早期共和国时期。作者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线索”来构筑美国早期史的框架,对1823年以前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和趋势作了叙述和评论;重视“人民群众”在早期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独立和革命、争取民主的最坚定力量,同时对建国一代领导人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作者参考了早期史各个领域的多种代表性著作,并利用了若干种基本史料集和历史人物文集;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这可算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著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书中附有历史图片、地图、大事年表、参考书目、译名对照表和索引,便于读者阅读,而这种优点正是后来许多学术书籍所缺乏的。

第三章主要讨论的是世界各地,纷纷借助《独立宣言》的形式对帝国形式的瓦解以及对民族国家的重归。作者提出,在近两个世纪中,“国家组成帝国,帝国又分裂为国家。帝国是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干涉之上的框架结构,其组成部分之间处于层级关系之中。因此,国家的建立就是要逃避帝国的干涉与控制”[13]。在这一过程中,《独立宣言》成为了重要的政治文体。在四波发布独立宣言的热潮[14]中,世界原有的帝国纷纷瓦解。在讨论了四次热潮中的《独立宣言》与美国《独立宣言》的总体异同后,作者结合海地、委内瑞拉、利比里亚、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爱尔兰、越南等国的案例,讨论了在四次热潮中的《独立宣言》与美国《独立宣言》的总体异同。最终,阿米蒂奇所要在本章展现或证明的观点是:“毫不夸张地,我们现在这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的源头在美洲,尤其是美国革命”,“美国革命自爆发后其影响便迅速蔓延,并最终塑造了我们至今生活于其间的由国家组成的世界”[15]。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程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趋于增多;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①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范畴。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的美国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樊篱,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在老一代学者中,专门研究早期史的有刘祚昌教授和齐文颖教授。刘祚昌教授是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一部160页的美国独立战争史;刘祚昌:《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二、历史中的《独立宣言》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更是集中研究美国早期史,在关于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奴隶制的起源、美国革命和杰斐逊的研究方面建树甚多。代表性的论文有:《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4期;《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史学月刊》,1981年第4、5期;《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论北美殖民地政治结构中的民主因素》,《文史哲》,1987年第3、4期;《杰斐逊与美国现代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革命的成就和影响的论述,挑战了美国学者50、60年代的观点,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关于托马斯·杰斐逊民主思想的论述,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他于1990年出版《杰斐逊传》,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无疑是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若只讨论《独立宣言》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或许也可看到这一文献之中所包含的“立国精神”[16]以及对于美国建国的意义。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②,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③,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④。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2005年又推出了长达百万余字的《杰斐逊全传》。刘祚昌:《杰斐逊全传》,齐鲁书社,2005年。后者是目前国内最有分量的美国早期史著作。这部巨著不仅体现了深厚的文史功力,而且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对美国早期史的独到认识。他在研究和写作中着力追求外国史研究的“本土化”:一方面比照中国历史人物和传统价值观念来诠释杰斐逊的思想和人格,同时在表述中采用古雅流畅的文字,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对于这种尝试,美国史同仁可能会见仁见智,但他这种探索外国史研究“本土化”的良苦用心,无疑是令人感佩的。

北美独立战争的历史较为复杂。在建国前,独立战争主要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而在《独立宣言》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历史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各殖民地陆续宣布独立,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联合起来,共同发布《独立宣言》,进而取得13个殖民地的独立”[17],这一过程是极为快速地完成的。在完成了各个殖民地的独立后,北美的13个殖民地并不能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有效实体,“宣布独立也是外交斗争的需要。只有宣布独立才有可能争取同法国建立同盟,取得更多的援助”[18]。因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将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的举动也就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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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颖教授不仅在殖民地时期教育史和美国革命史方面有独到的建树,而且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美国早期史硕士点,为国内早期史研究人员的培养开启了先河。她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指导了10余名早期史研究生,其中一些人后来到美国深造,在学术上有了新的发展。这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涉及的问题包括: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业、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北美的“光荣革命”、殖民地的“代役租”、殖民地时期的妇女、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英国“文艺复兴”与北美殖民地移民等。这些论文的缩写或从中派生的论文,大多收入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这些问题都属于美国建国以前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在中国以往的美国史教学和研究中,并没有独立的意义,仅仅被视为美国革命的背景。她倡导研究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就是要突破这种“旧框架”。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前言”第1页。同时,她在北大进行了以早期史为重点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与外国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先后邀请美国和英国的早期史名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Handlin)、斯坦利·卡茨(StanleyN.Katz)、迈克尔•坎曼(MichaelG.Kammen)、玛丽·诺顿(MaryBethNorton)、J.R.波尔到北大讲学;她主持收集了大量图书资料,至今仍然在研究和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1776年6月7日,一位名为理查德·亨利·李的人在大陆会议上提出动议,要求宣布独立,仅四日后,大陆会议任命了由杰斐逊等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7月2日,大陆会议投票决定独立,4日,《独立宣言》被大陆会议通过。

①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98页。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可视为一个真正起步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涉猎早期史的作者增多,发表的论文约有150篇。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所列篇目统计(不含研究生学位论文)。多数论文属于政治史领域,涉及美国早期的主要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建国先辈等,具体包括早期奴隶制、“契约奴”、清教、议会制度、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托马斯·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等。1990年以来,早期史研究的领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集中于前述重要的事件、制度和人物,特别是殖民地政治、美国革命、联邦宪法、1812年战争和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汉密尔顿和潘恩等人物。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论文数量显著增加,17年间的论文总数达到310篇左右,据2007年3月25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数据计算(2007年的数据不完整;不含研究生学位论文)。以10年平均计算,大大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10年;第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探讨的问题相对比较具体,使用的原始文献有所增加;第三,观点和解释越来越具有开放性,教条化的独断论语式开始淡出早期史的写作。这表明,虽然专门的研究人员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些可喜的变化。

一千余词的《宣言》中主要表达了几大内容:宣扬了民族自决原则、人民主权思想等被称为立国精神的一系列原则、宣告了对英王的不满与痛斥以及对独立的宣告。[19]

②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原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l06页。

在讨论美国早期史上的各种问题时,中国学者表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取向。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但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词句,往往作为直接引语出现在许多文章中,甚至是作为论据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转化为一种方法和分析工具,或者内化为建构解释框架的一种要素。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美国早期发展史》,运用当时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梳理了美国早期历史的脉络,并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来解释早期史上各种事件和制度的性质与意义。例如,独立战争被视为“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要求建立适合当时蓬勃发展着的生产力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早期史中也经常得到运用。例如,美国北部的工商业者被称作“资产阶级”;美国革命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所建立的政体,被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下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冲突,被视为“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学者试图用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来解释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认为战争必然经历“武装起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四个阶段;美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致。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8页。由于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理论,中国学者比较注重普通民众、黑人和妇女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刘祚昌:《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历史教学》,1957年1月号,第25——31页。

埃里克·方纳在其名著中将美国的立国精神总结为自由。早在殖民地时期,“对个人依附地位的深恶痛绝以及将自由等同于独立自主的思想”[20]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便已具有相当市场。“如果说美国自由的根源来自基督教自由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那么它作为一种新的、独特的意识形态确实在争取独立和创建民族国家的斗争中诞生的”[21]。而随着独立战争的进展,自由的概念逐渐发展,并于平等、民主等概念结盟。自由、平等以及作为维护前两者的民主等思想逐渐地在《独立宣言》中演化为“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2]。对于抽象的自由的贡献自不多论,而即使不从自由的角度来理解《独立宣言》,或许也可以看到,《独立宣言》对另几项立国原则的意义,即学者所提出的:民族独立原则、共和原则、联邦主义、制衡原则、自由放任原则[23]。举民族独立原则为例,在其首段,《宣言》便提出“当一个民族必须接触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这一段中最值得引人注意的或许不是“有必要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一句,而更多的是在于前者,因为这里所用的语词并不是强调民族对政府的摆脱,而是民族对民族的摆脱。过去的英王的臣民已经成长为了新的自由民族,并且即将成立新的国家。在《宣言》中被杰斐逊等人提出的“one people”这一概念事实上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的核心,也成为随之而来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赖以为系的重要基础。

③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4——155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中国学者尝试吸收和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的理论概念,对早期史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一篇博士论文尝试运用国家建构理论来分析邦联国会的运作及其意义,力图说明美国早期国家构建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充分肯定了邦联作为美国最初国家形态的地位。雷芳:《邦联国会与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有的学者试图借助政治文化的概念来研究早期政治思想,以突破片面关注精英文本的局限,将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和见解,纳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李剑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还有学者利用社会学和宗教学的理论,并从“跨大西洋视野”来研究北美奴隶制和黑人文化的变迁。高春常:《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宗教:一种文化混合体》,提交2006年8月“从国际视野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当然,这类尝试大体上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由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理论不够发达,中国学者所能借助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欧美学术界;如何借助外来的理论资源而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努力探索的问题。

除此之外,《宣言》列举了从“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到“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近三十处英王的罪行。最终提出,“这样,一个君主,在其品格已打上了十足暴君的烙印时,便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统治者。”在当时,与其说是对于英王的敌对,不如说是“对个人依附地位的深恶痛绝”[24]是美国独立建国的主要动因。而通过对英王、对英国同胞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纽带的彻底割断,殖民地才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因此随之而来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开启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④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100页。

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资料的缺乏曾经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资料积累严重不足,早期史领域的资料尤其匮乏。因此,多数学者在写作时主要依靠从美国和苏联学者的著作中摘引史料。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写道:“布尔斯廷的《美国人:殖民地时代的经验》一书,对殖民地时期政治、战争、宗教、科学、出版、语言风格、医药、艺术各方面的情况如数家珍,在我们研究殖民地时期美国历史时,这些具体史料,还得参考、择优选用。”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页。以严格的标准来看,布尔斯廷的这部书属于通论性著述,转引其中的史料须极为慎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看到布尔斯廷著作的原文,乃是一件令不少研究者羡慕的事。在研究美国宪法的制定时,能够使用麦迪逊的《1787年联邦会议辩论记录》和海因曼等人编辑的《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集》,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美国建国先辈的个人文件集,在国内一些图书馆能够找到,但大多不完整。另外,由于条件的限制,当年许多研究人员没有经过正规的美国史研究训练,对于利用原始文献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解读史料的技能也存在局限,因而有些国内能够获取的第一手文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因此总的说来,《独立宣言》虽如学者所言并非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25],但却并不妨碍其成为合众国得以诞生的重要基础性文件之一。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学者的思考和写作,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①;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者“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难以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随着党和政府路线、方针的调整,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同时兴起。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最深,这时也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史学正常发展的大门。③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中国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起到了某种保护和减压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获取美国早期史资料的渠道逐渐拓展,美国史文献资料的建设不断取得进步,利用史料的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刘祚昌教授关于杰斐逊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多种版本的杰斐逊文件集和著作集;研究汉密尔顿的文章,大多引用了汉密尔顿的文件集和著作集。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各高校数字化资料建设的进展,借助网络获取早期史资料和研究文献的途径,变得越来越便捷,这对于提升研究水平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近年来,南开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连续开通了里德克斯公司的“美利坚档案”系列数据库、盖尔公司的“18世纪文献”数据库和“早期英文图书”数据库;加上“JSTOR”“EBSCO”“ProQuest”系列数据库,以及大量免费数字化文献网站,当前研究者可以大为方便地利用各种史料,并掌握相关的研究信息。最近,一个研究约翰•温斯罗普的博士生,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温斯罗普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和一些村镇的档案汇编;一个研究邦联国会的博士生,从网上获得了全套《邦联国会日志》和全套《邦联国会成员通信集》。她们都没有获得到美国做研究的机会,但在资料工作上达到了这种程度,这在数年以前乃是无法想象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早期史和外交史一样,已成为国内美国史研究中资料条件最好的领域,其发展潜力确实是鼓舞人心的。

三、概念史研究中的《独立宣言》

中美关系与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人们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④。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作为早期美国史中的重要文献,《独立宣言》被广泛地研究。就其早期研究路径而言,主要分为《独立宣言》的理论来源、对建国的意义、对“立国精神”的影响这三条路径。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另外,中美交往增加,需要知己知彼,对当前美国真实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对美政策;人们普遍相信,关于美国历史的准确知识,乃是了解当今美国的基础。出于这种需要,对美国史、特别是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其目的就不再是批判和揭露“敌人”,而是寻求理解,以增进交往。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美国早期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与不足。梳理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要观点,能较具体地看出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路径,了解其进展与欠缺,并可从中洞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下面将要提到的种种不足与局限,主要是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研究条件的制约所造成的,我们对此要抱一种“了解之同情”。

在20世纪的美国学界,对于独立宣言的专题研究以1922年卡尔·贝克尔的《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1978年加里·威尔斯的《创建美国:杰斐逊的独立宣言》、1993年杰伊·弗格曼的《宣布独立:杰弗逊、自然语言及表演文化》和1997年波林·迈耶尔的《美国圣经》[26]这四部作品为代表。不过,就其内容而言,这四部著作都对《独立宣言》的思想源头进行了论争,如“贝克认为是洛克,威尔斯认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迈耶尔认为是乔治·梅森。”[27]因此在这四部著作之后,《独立宣言》的理论源头问题成为了重要的热点问题之一[28]。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对美国史研究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意义同样深远。借助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动向,并且在材料、方法、理论和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可资借鉴的外来资源。国际学术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1979年以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其人次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菲利普·方纳、赫伯特·古特曼、迈克尔·坎曼、奥斯卡·汉德林、埃里克·方纳和入江昭等美国史学名家的学术讲演,在中国同行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有不少美国史学者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学长期授课,对中国国内专业人员的培养颇有助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有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和学术,并且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青年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虽然学成归国者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关注国内学术,通过回国讲学、发表中文论著、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发挥有益的影响。另外,从1987年开始,国内先后举办了至少7次专题性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译介美国史学著作的工作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所译多属一般性著作,而且偏于陈旧,但较之以往仅仅翻译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的著作,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改进。

美国历史的开端,曾是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一般的美国史教科书,都会用一定的篇幅叙述欧洲移民达到以前印第安人的分布及其社会状况。但是,土著居民的历史与美国历史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仅仅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背景,还是美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致在美国史学界有人明确提出以不同文化交汇作为美国历史起源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曾认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一次美国史研讨会上,中国学者讨论了如何看待北美殖民地建立以前的印第安人历史这一问题。有的学者提出,美国历史的上端是与欧洲的“封建社会”相连的,因而印第安人的历史不能算作美国历史的开端;另一种意见认为,印第安人的历史应当作为美国的古代史,而殖民地建立以后的历史,只能算作美国的“近代史”。黄绍湘教授为此专门撰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她认为,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连续性、人口的人种和血统联系、美国文化的渊源等各个方面来看,“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与美国历史的关系都不密切,因此,美国历史的开端只能以殖民地的建立为标志,而此前印第安人的历史属于“世界古代史”,而不能视为美国的古代史。黄绍湘:《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不是美国的古代史》,《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第133——140页。这一论断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主流看法,而一般的教科书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来处理印第安人的历史:叙述和介绍殖民地建立以前印第安人的状况,以作为殖民地建立的背景;在考察“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文明”的形成时,通常不把土著居民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而就对建国的意义而言,在过去的中国美国史学界,《独立宣言》常被认为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虽然如学者所言,在国内,“对《独立宣言》的研究多偏重于理论分析、阶级内容的揭示及其历史地位的阐述”,“对于《独立宣言》原稿研究不够,更缺乏结合英属北美殖民地历史发展背景来进行研究”[29],这一见解或许是不能够成立的。不过至少来说,对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建国过程中的意义,学者还是有较多讨论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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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仅仅把印第安人的存在作为欧洲裔居民经历的背景来处理,就容易过滤掉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学者对早期土著居民的历史、早期黑人的历史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进一步探明了美国历史和文化起源的复杂性。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历史学家加里·纳什、科林·卡洛威(ColinCalloway)、菲利普·摩根(PhillipMorgan)、阿伦·泰勒(AllanTaylor)等人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重视。这类研究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印第安人历史与美国历史开端的关系,是一种有益的参照。

而对于《独立宣言》对美国“立国精神”影响的研究也不鲜见。在这一范式内,学者或者单独讨论《独立宣言》之于美国“立国精神”的影响,或者结合1791年宪法进行讨论。当然,学者也多不仅于对美国的影响,比如在《姐妹革命》一书中,关于美国革命的精神对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讨论也是令人瞩目的。对于《独立宣言》在这一意义上的神话的构建,实际上从杰斐逊即已开始,在1826年杰斐逊去世时,他曾在信中写道,这一《宣言》乃决定我们自身及整个世界命运的利器。而巧合的是,当今世界,美国确实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大国,这不由得吸引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大量研究[31]。

①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乃是中国学者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利坚民族”已经形成。这个判断的依据来自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以求实精神为主的民族性格和资产阶级民族文化)。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157——179页。至于具体的形成时间,则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美利坚民族”在反印花税法时期就已经形成,因此,独立战争就很自然地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一场“殖民地反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革命”。同上,第214、280——281页。另一种看法是,“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始于殖民地的建立,经历渐进时期、急进时期和跃进时期,而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则是美利坚民族形成的标志。颉普:《关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32——41页。这种认为“美利坚民族”形成于独立战争以前的观点,后来受到了质疑。有的文章从经济角度考察“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认为在独立战争以前,“美利坚民族”并不是一个“既存事实”,而只是处在正在形成的趋势当中,这个过程直到“南北战争之前”或经过“南北战争”才完成。盛浩:《北美经济的发展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2期,第37——40页;熊锡元:《试论美利坚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8年第6期,第56——63页。还有的文章提出,不仅独立战争前没有形成“美利坚民族”,独立以后直到1812年战争时期,美国人还有“与英国民族认同的意识”;“美利坚民族的整体意识和精神”直到重建时期才形成。张小兵、张彬:《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72页。还有论者质疑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及其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论述,梳理了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并以“民族自我意识”为主要指标,把“美利坚民族”的“雏形”形成的时间确定为18世纪60、70年代。黄兆群:《美利坚民族形成刍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35——39页;《也谈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28——36页。

不过,这种意识形态化了的研究并不是当今学术界的主流。正如孚雷所说的“法国革命冷却了”[32],美国革命以及独立宣言也在某种程度上冷却了。对于其研究,学者已不再以强烈的目的论式的论调讨论《独立宣言》之于光荣的美利坚的意义,随着思想史的兴起和转向,斯金纳所倡导的概念史研究范式逐渐成为思想史的主流,也因此成为对《宣言》解读的思想史路径的主流。“与以往那些思想史研究的反历史性以及所体现的线性演进相比,‘概念史’研究则注重从概念内涵的系谱出发,进行福柯式的“知识考古”。意图充分辨析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些概念所呈现出的丰富内涵,展现其变化,进而达到解构既有的理解,重建人们的认知这一目的。”[33]在具体的对《独立宣言》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如波考克提出的“独立宣言”与国家(state)一词的关系。其指出,states具有两重含义,一为作为一个民族(a people)同另一个民族的分离后的结果的美利坚合众国意图并且将要把自己置身于格劳秀斯式的“万民法体系或国际法体系中的主权行为体之间的‘自然状态’”[34],二为这一国家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某种条约或联盟‘联合起来’……作为主权国家而相互作用的‘states’”[35]。举此例或可说明,概念史对于《独立宣言》研究的应用。

②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2页。

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这些讨论,基本上停留于理论思辨的层面,而缺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多数文章的论述策略是,首先确立“民族”的某些标志,然后从历史教科书中选取与这些标志相吻合的事例,最后提出一个结论。这种论述方式类似理论性和概念性的论辩,与历史学的研究范式相去甚远。此外,多数论者没有考虑民族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对美国早期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缺乏透彻的了解,尤其是几乎无人涉猎有关“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具体问题:“美利坚人”在早期的具体含义及其变化,种族和文化交汇对于“美利坚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影响,英格兰人对于“美利坚人”的认知及其与“美利坚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系,冠以“美利坚”名称的社团的主旨和活动对于“美利坚人”形成的意义,等等。在所有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讨论中,只有张涛的《英法对北美整体性的认可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一文(《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带有实证研究的性质。在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出现这种状况固然不难理解;但长期停留于这个层次,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了。

四、《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的贡献与不足

③参见洪认清:《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的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31——36页。

现在看来,所谓“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是一个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的“非历史”问题。为什么中国学者会如此热衷于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呢?其中可能牵涉到这样一个因素:“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同独立战争的起因和性质有着直接的关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普遍将独立战争视为“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战争”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51页。或“殖民地解放战争”,“属于殖民地革命的类型”。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4页。如果在独立战争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美利坚民族”,这种立论显然就难以成立。中国学者通常用亚、非殖民地与欧洲列强的关系模式,来看待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居民称作“母国”)的关系,认定是英国的“殖民压迫”导致了殖民地的反抗。刘祚昌:《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历史教学》,1957年一月号,第25——31页。他们对于“帝国学派”的观点,一般是持批评态度的。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49——51页。而且,他们相信,正是反对“殖民压迫”的“正义性”,决定了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最终必然“以弱胜强”。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51页。

在当代,一些学者提出了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其表现为两个维度:“一是重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展开研究,打破原先的以‘欧洲’或者‘西方’等这一整体性的空间构想,更为关注欧洲各个国家与民族内部之间的不同特性”;“第二个层面就是,思想史正朝向‘国际史’方向拓展,或思想史和全球史正日趋结合。”[36]而《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一书即是思想史全球化转向的典型代表。

④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页。

显然,这种立论方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英属北美殖民地乃是英国人控制、英国人居住的海外领地,它的独立显然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独立宣言》诉诸的逻辑,乃是政治共同体内部人民反抗不公正统治的权利,而不是反殖民主义或民族解放的思想意识。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陆续有人撰文对独立战争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见解。有一篇文章从民族意识形成的角度,否认了独立战争是“民族独立战争”的说法。张小兵、张彬:《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9页。还有文章从殖民地的性质、殖民地居民的法律地位、英国殖民地政策的后果、“新殖民地政策”及其反响、殖民地独立的内在逻辑等问题着眼,提出了独立战争并没有反殖民主义的思想特征,也不是“民族解放战争”,而只是英帝国内部的政治分离运动。李剑鸣:《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笔者认为,此书的贡献更多地并非是此书在具体研究上如何扎实、如何精彩,而在于其在问题意识上的洞见与突破,这也是此书被广泛地援引,作为思想史全球化转向的典型的原因。因此与后者相比,这本书的种种缺点似乎只能被视作为一种遗憾。

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发展来说,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以来,国内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改进,不少学校设立了美国史硕士点,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较早开始招收美国史博士生。90年代中期以后,培养美国史博士生的高校有所增加,目前已达近十所。老一代学者对于研究生培养有奠基之功。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不仅较早开始培养美国史研究生,而且对研究生培养方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他特别强调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用“鉴别吸收”、“外为中用”的态度对待国外学术成果,采用“讨论班”作为研究生的基本授课方式。①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作为国内“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亲自指导了13名博士研究生和18名硕士研究生,并对“授人以渔”的教学有独到的经验。②我们的研究生训练固然不够完善,但如果离开了它,美国史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薪火相传、赓续不绝的局面。当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第一线的人员,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中国学者对于美国早期“民主”也颇为关注。多数学者相信,殖民地的政治结构中存在若干“民主”的因素,清教思想中包含着“民主”的因子,议会制度乃是“民主”的体现;在美国革命中,由于“人民群众”和“民主派”的斗争,“民主化”得到进一步推进,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美国革命通常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期间,存在一场“美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787年宪法制定。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48页。“民主”被视为美国革命的主导性诉求,“民主”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美国革命的各个层面。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提到,《独立宣言》“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则”,是“人民民主主权的宣言书”。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219页。刘祚昌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撰文,批评罗伯特·布朗等“新保守派”史家的观点,认为美国革命不仅赢得了独立,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民主成果”;而这些“民主”成果的取得,乃是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力量,可以分成“民主派”(代表农民、边疆拓荒者、工匠、工人、小店主以及黑人的利益)和“保守派”(主要由富商、大种植场主、收入丰厚的律师、圣公会及公理会的牧师组成),而争取“民主”的斗争,就是两派之间的较量。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16——22页。

笔者认为,此书最大的特点,也即对于民族国家框架的突破与对于国际体系的关注是这本书在问题意识上的最大突破。在上述学术史的简单回溯中,或可以看到,《独立宣言》的来源多被解释为单线的,其影响也常被局限于一国的框架之中进行讨论。而阿米蒂奇恰恰反对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认识。着眼于《独立宣言》的诞生时,阿米蒂奇就已经强调了《宣言》诞生的世界对于《宣言》的意义。其提出,“《宣言》发布的对象是‘人类公意’,即世界各国公众群体的公意”[37],“就语言、形式和内容而言,它最接近‘面向全世界的一般的宣言’。”[38]在这里,阿米蒂奇无疑是借鉴了波考克在梳理概念史之后的观点,即《独立宣言》使得联合殖民地脱离于殖民地的身份,而成为一个民族(one people),一个国家(states),置身于18世纪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体系之中。这正是笔者在其自述的这一思想任务上的尝试:“要理解美国革命的起源,就必须弄清当时的全球网络,1776年之前的美洲殖民地人民恰恰就处于这一巨大的全球网络之中。”[39]不仅限于此,阿米蒂奇最吸引笔者的是全书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将《独立宣言》的形式拓展到了全球。在这其中,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18-20世纪,“国家组成帝国,帝国又分裂为国家。帝国是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干涉之上的框架结构,其组成部分之间处于层级关系之中。”[40]也就是说,在整个现代史中,《独立宣言》这一文本形式成为了整个国际体系沿革变迁的重要武器与显著标志。1776年以来的四次独立宣言发布热潮伴随的不仅仅是国家的成立,而不局限于帝国的崩溃,而更是国际秩序构想的变迁。而在这整个历史过程中,北美《独立宣言》无疑是开山鼻祖之作。“美国《独立宣言》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外部主权与独立相等同”“在瓦特尔的独立观念成为外部主权的试金石之后,美国革命又在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反抗运动获得独立,而美国的成功独立则进一步鼓舞世人依法炮制,不止以建立国家的形式逃避帝国统治,而且以宣告独立作为获取主权的标志。”[41]由此,通过对《独立宣言》颇为全球化的考量后,作者阿米蒂奇试图说明的这一结论也逐渐清晰展开:“美国革命才是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美国革命自爆发后其影响便迅速蔓延,并最终塑造了我们至今生活于其间的由国家组成的世界。”[42]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开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单位为数不多,即使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也存在图书资料严重匮乏的问题。后来,情形逐步好转。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大幅增加,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状况得到改善,各类研究基金的资助力度增强,复印费用降低,扫描技术兴起,这一切使得资料的购买、复制和流通愈益便利。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学术性数据库不断增多,特别是网上美国史原始资料大增,对这个学科的进步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关于美国早期“民主”的讨论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宽泛地使用“民主”一词,把“民主”作为涉及“人民”的一切事物的总称。例如,1787年宪法中的分权机制,被理解为体现了“民主政府的原则”;罗荣渠:《美洲史论》,第39页。宪法没有包含“权利法案”,被说成是“完全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67页。早期政治人物批评“民主”的言论,往往被当成一般意义上的“反民主”观点;而共和党和联邦党的冲突,则被理解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374——384页。第二,用当前的民主概念看待美国革命时期的“民主”,或者把美国民主视为一种从诞生到现在并未发生多少变化的事物。研究者一般采用当前流行的某种“民主”的定义,来观察殖民地和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若发现其中有与之相合者,就确定为“民主因素”或“民主雏形”。正是基于这种方式,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的召开,被解释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轫”;同上,第87页。而革命者没有做到当前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事情,即被判定为革命的“局限性”。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37——40页。

然而此书的遗憾之处也很明显。笔者认为其中的遗憾多在于阿米蒂奇未能很好地完成其布置给自己的思想任务。笔者认为这本书很明显地是在把《独立宣言》作为一个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个案置于整个18世纪乃至到现代的国际体系之中去理解。也就是说,作者其实想要讨论的重心并不仅在于《独立宣言》这一文本,而更想解释18世纪的国际法和国际外交体系、18世纪文本的流传过程、18-20世纪国际体系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变迁这三个结构性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这些结构,作者的讨论似乎都不够充分。对于史料的运用、对于历史过程的叙述显得欠缺火候。而另一大遗憾则是作者在书后搜集了1776-1993年所涌现的《独立宣言》,却没有对这些文本做更为细致的如基于文本的或语境的研究。作者只是宏观地提出,《独立宣言》已经成为了一种政论性文体,但对于这一观点的论证却是晦明的。

在最近30年里,还陆续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这对美国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1978年以前,仅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设有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此后有十多所高校设立了类似机构或美国研究中心。③机构一旦成立,编制和经费随之而至,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队伍得以形成,并能保持基本的规模。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华美国学会相继成立,除了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信息等常规工作外,前者组织编纂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美国通史,后者则运作实施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出版补贴计划,帮助出版了数十种美国史专著。

国内外学者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美国早期“民主”问题可能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缺乏历史主义意识,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理解史料,就会对它做出简单化的处理。以杰斐逊为例,他通常被称作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所推动的废除长子继承制、实现宗教自由的措施,被视为“民主改革”。刘祚昌:《杰斐逊与弗吉尼亚社会的民主改造》,《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第19——29页。但实际上他所推崇的不过是“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的统治,这是一种“共和主义”的精英政治观,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杰斐逊长期未从正面意义来使用“民主”或“民主派”等词汇,他后来被塑造成“民主”的倡导者,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早期民主观念的转变,同时也与杰斐逊本人晚年改变了对民主的态度有关。又如,美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有限政府、分权与制衡、文官控制军队等原则,被笼统地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李巍:《略论美国宪法的形成》,《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45页。其实,这些原则的起源和形成,非但与民主无关,而且大多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他们本是君主制和贵族制的产物,后来之所以成了美国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与革命期间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和重新建构有直接的关系,也离不开19世纪初期以来美国政治的非精英化趋势的发展。如果不考虑美国历史上民主概念的演变和政治生活的变化,不假思索地用当前的观念反观历史中的某些因素,就会导致“非历史”的看法。

[1]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页。事实上,学者也常援引此书来说明思想史的全球史转向。笔者很大程度上便是被这一种说法吸引阅读此书,然而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笔者个人感觉此书难以承担如此巨大的学术任务,故希望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证明笔者自己的观点。

目前,国内绝大数美国史研究人员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美国史专家。他们出生于上一个世纪最初20年,大多有留美的经历,在1949年以前就已学成,到1978年已是知名学者。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无法专心进行研究工作;而1978年以后又进入年迈体衰的晚年,但他们老当益壮,不仅不断发表新著,而且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走上了正轨,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④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多在1966年以前毕业于国内的大学,1978年时正当盛年,在研究和教学中充当骨干力量。目前正处在学术高产期的第三代人,大多出生于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是经第一、第二代学者指导而毕业的研究生。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新人也在成长,并开始崭露头角。严格地说,这四代研究人员只是一种基于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他们在学术历程上则多有重合。去年5月,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一时少长成集,数代同堂,呈现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1787年制宪会议和美国早期宪政,也是中国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最初的论著大多集中于讨论美国宪法的性质和制宪者的动机。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期,中国学者用“进步”、“反动”、“资产阶级”、“统治工具”一类概念范畴,来看待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及其意义;费城制宪会议和1787年宪法的生效,一般没有包括在美国革命的范畴之内,而被视为是对革命的反动或倒退。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认为,制宪会议“由资产阶级反动派所把持”,宪法肯定和保护奴隶制,而且条文中包含不少“关于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规定”;因此,“美国宪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强化国家机器以保障他们的权益和维护有利于他们的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已”,是“实现两大剥削阶级——北部的商人和南部的奴隶主的意志的法律,它的目的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和警卫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剥削制”。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316、318——320、321页。近30年以后,黄绍湘教授仍持大致相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宪法在本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专政、巩固雇佣劳动制、保障剥削者有剥削与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的工具”。见黄绍湘:《美国史纲1492——1823》,第389页。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两年,萨师炯先生发表文章讨论美国宪法,认为它是对“包含有某些民主内容”的《独立宣言》的“否定”;其制定程序不民主,甚至也不合法;其最大缺陷是“没有包括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却反而保护奴隶制;所谓分权与制衡只是虚伪的装饰,是左手和右手之间的分工与牵制。萨师炯:《从1787年美国宪法及其发展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69——108页。这种看法在1978年以后仍然长期流行。有的文章虽然肯定美国宪法的“进步性”,但仍然强调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宋子海:《简评1787年美国宪法》,《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徐玮:《略论1787年美国宪法》,《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5期。

[2]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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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和政治改革诉求的强化,史学界关于美国制宪史的看法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撰文,认为美国宪法是“反人民的宪法”,其制定是“保守派对民主力量的反扑”。刘祚昌:《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第48页。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认为1787年宪法是美国革命的一个“重大成就”,并称之为“保守派的业绩”;它虽然体现了“保守派”的要求和主张,但同样包含了“大量的民主要素”,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30、33——36页。在纪念美国宪法制定200周年时,罗荣渠教授撰文,对美国宪法做了热情洋溢的褒扬,说它“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提供了第一份政治现代化的草图”。罗荣渠:《美洲史论》,第41页。

[3]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7页。

①杨生茂:《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原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70页;杨生茂:《读书、思索、对话和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原载《天津高教研究》1987年第1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89——294页。

2001年,有一篇文章虽然采用阶级范畴来看待美国宪法的性质,但提出了一种与以往略有不同的说法:美国宪法虽然是“有产者”制定的,但它不仅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有利于“一般群众的利益”。杜明才:《论美国宪法制定之政治动因》,《襄樊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62页。

[4]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86页。

②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纪念丁则民先生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408页。

2004年,有一篇综合评述美国制宪史的文章,则完全脱离了原来那种阶级分析的路径,而从社会政治和宪政理念的演变着眼,来考察美国宪法的形成及其渊源。任东来:《美国宪法的形成:一个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这种评价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变化,也表明中国学者力图超越各种限制,从学术的要求出发来认识美国宪法的制定及其意义。

[5]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18页。

③关于美国史及美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可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06页。

从总体上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美国宪法的研究,大体上停留在一般性评论的层次上。论者比较关注推动制宪的一般性因素,比较集中地讨论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在制宪中的作用和对宪法的态度。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刘祚昌:《杰斐逊与美国宪法》,《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司美丽:《汉密尔顿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关于制宪时期复杂的政治思想和利益诉求的分歧,则缺少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显然,简单化的阶级分析和浮泛的议论方式,限制了对美国宪法形成的复杂性及其真正意义的认识。改变这种研究方式,既是中国政治状况变化的结果,也是学术性研究本身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宪的具体过程和批准宪法的斗争,开始受到较多的关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立场分歧和政治交锋,革命期间各州立宪运动与联邦宪法的关系,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思想特征,美国宪法与英国普通法传统的联系,“权利法案”及其思想渊源,都成了研究的题材。侯学华:《1787年《联邦宪法》批准程序的辩论及其意义》,《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褚乐平:《《美国宪法》批准史探》,《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褚乐平:《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关于宪法批准问题的争论》,《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万绍红:《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旨解读》,《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任东来:《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传统》,《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杨树扬:《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述论》,《惠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赵夙岚:《关于美国‘权利法案’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97年第4期。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所利用的材料不够丰富和精良,某些文章的立论基本上追随美国学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国某些论著中相关内容的转述。

[6]具体指:政治上,“宣言乃诸如议会一类的代表实体发布的公共文件”;法律上,乃“‘原告’[在民事审判中]的投诉说明”;外交上,系一官方组织发布的正式的国际声明。

④参见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序”第1页;杨生茂:《探径集》,第1页。

[7]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20页。

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努力,在过去的30年里产生了一批数量颇为可观的论著。就论文而言,1979——1989年约有820余篇;1989——2000年约有1500余篇;2001年以来的数目尚无可靠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0篇。①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美国史图书籍的数量,在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②2001年以来约有七八十种。③仅就数量而论,197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

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起步既晚,存在局限和欠缺也就不足为怪。其中有不少突出的问题值得关注。在研究领域和选题方面,长期存在极不合理的偏向。早期政治史是论著最为集中的领域。在1979——2007年发表的约460篇论文中,论述早期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思想等“传统”课题的文章,大约有110篇;以早期政治精英人物的行迹和思想为主题的文章有170篇左右;两者相加约为280篇,占这个时期论文总数的60%。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讨论经济史和早期奴隶制的文章只有20余篇,社会史、宗教史、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同样寥寥可数,地方史研究则几乎是空白。可见,研究的领域分布很不均衡,选题的偏向十分严重。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在内容、材料和观点方面大体相同和相近的文章为数甚多,而真正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论著寥寥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选题的偏向呢?一方面,多数研究者可能怀有这样的看法:中国人对于美国早期史,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重大的事件、基本的制度、核心的观念和杰出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牵涉到研究资料的状况,因为涉及政治史课题的基本材料较多,而且在一般的书籍中也能找到相关的内容。

[8]或译《安布罗斯宣言》。

但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的黄安年教授,多年来对中国美国史论著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和统计,他在1998年大陆发表的美国研究论文中,发现“极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的,真正有质量的文章并不算很多”,以致在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高质量文章”时“选择余地显得不大”。④把这种观察推广到整个30年的美国史研究,也大体是中肯的。以讨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的文章为例,1978——2008年间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这类“论文”接近30篇,但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于相同的几种中英文书籍,内容重复,持论泛泛,30年间看不出什么进步。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连续发表几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文章,⑤在主题、材料、内容和论点等方面重复颇多,这样的“论文”数量也没有什么意义。

前文提到,资料问题始终是制约早期史研究的基本因素。我们的早期史论著,绝大多数是以二手甚至三手材料为基础的,而且数量有限,通常没有包括相关专题的全部代表性著作。有的文章引用了一些原始材料,也不过是点缀性的。真正基于原始材料而进行的原创性著述,实在是为数寥寥。许多讨论宪法批准问题的文章,根本没有参考艾略特编的《各州批准宪法大会辩论集》、斯托林编的《反联邦主义者全集》和詹森等人编的《美国宪法批准的文献史》等资料集。在论文中大量引用教科书的情况相当常见;更有甚者,有些文章所引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为数不多的几种中文通史性著作。还有一些文章,一方面对某些外国论著中的观点提出激烈批评,同时又大量转引其中的材料;或者把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论著中的材料不加区分地糅合在一起。这类情形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材料的匮乏所致,可能与有些研究人员不重视材料有关,可以说有“偷工减料”的嫌疑。

[9]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37页。

这并不是说,30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实际上,这期间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大有拓展,课题不断扩充和更新,论著的整体质量逐步上升,其中有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整个80年代,政治史、外交史、劳工史和西部史是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和环境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城市史研究,在这3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水平较高的领域。环境史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经济史、法律史、宗教史等领域,都有待进一步发展。⑥在政治史和外交史这些传统的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如政治文化研究、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研究、文化外交研究,都萌生了良好的苗头。劳工史则在90年代初以来急剧衰落,多年来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早期史研究的史料状况逐渐改善,利用基本史料进行研究的论著愈益多见,特别是一些博士论文,其材料基础相当扎实,有的甚至穷尽了本课题的基本史料。但在史料增多的同时,另外一些问题又逐渐显现出来了。首先是研究者缺乏足够的问题意识,不能通过对史料的研读而提出具有新意的问题,所论大多是老题目,或是经国内外学者反复探讨已是题无剩义的问题。有些论文根本没有中心问题,通篇只是叙述事件始末,或堆砌原始材料,而没有提供新的知识和观点。其次是对史料的理解不够准确,运用不够贴切。早期史的材料在用词和语法方面均与当前英语有所区别,特别是许多名词的含义与今天不尽相同,史料产生的语境具体而复杂,因而要准确理解这些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在语言、知识和方法各个环节狠下功夫。另外,外文史料在引用时首先要将它译成畅达的中文,这对研究者理解原文的能力和中文表达的水平,也是一种过硬的检验。检视已发表的各种论著,可以看到不少误用和误译史料的情况。我本人在《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一文中,粗心地将塞缪尔·亚当斯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误作约翰·亚当斯致塞缪尔·亚当斯的信,并对信中一段话的含义做了错误的诠释。见《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9、147页。

[10]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逻辑上这一过程是自然的。然而在后文具体的讨论中,这一掩盖和无视却更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考量,如对于盟友的选择,如对于制度的考量等。

正是由于30年间美国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对不同时期的论著不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从中找出能代表各时段研究水平的论著,或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30年中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在通史的编纂方面,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生茂、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是三个时段的代表作。在专题论文方面,第一个十年可以举出刘祚昌的《略论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冯承柏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二个十年有何顺果的《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最近十年有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在专著方面,1978——1988年间数量有限,仅可列举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9——1998年间,可选的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刘祚昌的《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以来,高质量的专著更趋增多。王旭的《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齐文颖主编的《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书,在出版后都得到了好评。

在材料的利用方面,还有一个同样值得重视的欠缺,那就是未能充分掌握和利用第二手文献。随着JSTOR等数据库在许多学校的开通,检索和收集第二手文献的条件大为改善。在此之前,多数高校没有或很少订阅外文史学期刊,即使在美国史外文刊物较多的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有些刊物也颇不系统,卷、期不全的现象很常见。现在,研究者可以比较便捷地从多种数据库中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论文。不过,另外一个困难还没有缓解,就是专著仍然不易获取。在美国,许多课题的相关文献十分丰富,而且每年都有新书出版,而国内图书馆的藏书和购书都有限制,因此,要把相关专著收集齐全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者对于第二手文献的学术史价值向来不够重视,研究一个问题,通常不去全面检索和掌握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而仅仅依据随意获取的有限材料来判断研究状况。有些作者甚至根本不肯费力收集和阅读相关的第二手文献,写文章时用到研究性文献,也不过是为了摘引其中的材料。忽视第二手文献的利用,对于学术的进展产生了极大妨害。首先,没有确切地把握研究状况,也就不能为自己的课题找到一个明确的探索方向,难免发生重复和撞车,往往以陈说为创见;其次,割断了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创新的联系,造成一种“平地起高楼”的假相,而实际上可能是给前人已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增添误解和混乱;最后,由于没有以往研究成果的铺垫和支持,不能准确理解和充分发掘史料的意义,以至误读、误用甚至滥用史料。

[11]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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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已有的研究,清楚地梳理出学术史的脉络,原本是研究一个课题时要做的第一件工作。但是,在我们的不少早期史论文中,看不到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评述;常见的做法是,把自己文章所要涉及的内容,武断地判定为国内外研究中的欠缺。不少人喜欢用“缺乏深入研究”或“见木不见林”之类的词句,来对相关研究状况做大胆而笼统的评判;而支持这些断语的根据,往往不过是寥寥几种相关论著。实际上,美国史学界在早期史领域有着相当深厚的积累,几乎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有为数众多的专著和论文,如果不花费很大的心力去搜集和阅读这些文献,就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相关的学术脉络和研究状况。但肯下这种功夫的研究者,目前连“屈指可数”的程度都达不到。最近有一篇讨论“美国法律的早期现代化”的论文,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正面范例。作者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韩铁:《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61——80页。与此完全相反的例子则不胜枚举。有一篇讨论“美国民主建立的基础”的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西方学者们”对于美国民主的“渊源”及“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从不深究,“即便涉及,也是轻描淡写”。邓峰、张鹏:《试论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61页。言外之意是,本文乃是关于这些问题的首篇“深究”之作。可是,“西方学者”研究美国民主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够读完。而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研究美国民主的著作,却敢于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实在匪夷所思。研究一个问题,固然不可能将相关文献“一网打尽”,但总应该先了解基本情况再发表意见。关于美国民主的“渊源”和“基础”,“西方学者”难道真的“从未深究”吗?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布赖斯的《美利坚共和国》,难道不是“深究”上述问题的专门论著吗?如此漫不经心地对待第二手文献,其“论文”能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不免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2]作者举《联邦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两个文本中对《独立宣言》的无视,证明了这一观点。

①1979——1989年的论文数量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所列篇目统计;1989——2000的论文数量据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另据“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的检索结果,2001——2005年的美国史论文达到600篇。

理论和方法的局限同样很突出。现代史学的每一突破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的参与,特别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兴起,更是得益于相关理论的启迪和支持。但我们的研究者可以利用的本土理论资源严重不足,而以往经常利用的某些理论,又陷于教条化的境地。对于欧美的各种理论,我们需要下更大气力来对待,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取精用宏,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因为从选题取向、问题意识,到解读史料、提炼论点,都离不开理论的作用。我们过去经常批评外国学者“就事论事”,但实际上,我们的不少论著连“就事论事”的层次都达不到,通篇充斥着似是而非的议论。我们过去经常不加思考把美国早期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又有多少人认真钻研过中外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著述呢?真正的理论修养,同摆弄一些理论词句是有着天渊之别的。我们过去习惯于“定性分析”,而实际上不过是套用一些理论性的词句,而不是去深入钻研史料和探究史实,也缺乏必要的历史主义意识,忽略史事发生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纯然用后设的理论概念来评论过去的事件和人物,难免形成各式各样的独断论式的看法。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一度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轻视,这种“以议论代替实证”的写作方式是难辞其咎的。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们必须用经验性的研究彻底取代思辨性的议论。

[13]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66页。

②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8页;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95页。

总之,我们在美国早期史领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步,但还面临很严峻的挑战。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早期史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明确界定早期史研究在中国的美国史学中的重要性。我们只有深入研究欧洲文化、美洲土著文化和非洲文化三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如何在17、18世纪北美大陆这一特定的时空中接触和交汇,才能真正了解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与发端,才能明了此后美国社会演变的走向和特征。17、18世纪也是北美移民社会向本土人社会转化的时期,是美国基本的制度和观念形成的时期,是“合众国”这个新国家的开端时期。我们大家都懂得,研究一个问题必须追根溯源;而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样需要从它的开端时期着手。如果忽视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我们如何能够清楚而准确地把握美国历史的真实意义呢?只有切实加强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我们才能在中国建立一种完整而成熟的美国史学。

[14]分别指,19世纪上半叶,一战后,二战后,1990年至1993年的四次革命时代。

③据黄安年《1990——1995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国际比较》(《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介绍,1979——1989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70部,平均每年15部;1990——1995年大陆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44部,平均每年24部。这两个数字与笔者的估算出入甚大,可能是选取的标准不同所致。本文所说的“美国史论著”是指中国学者写作的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历史书籍和论文,而不是与美国相关的所有图书和论文。

从具体的层面来说,我们同样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加强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目前国内高校的美国史博士点,只有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有博士生以早期史论文申请博士学位。但这些为数不多的博士生毕业以后,受工作市场的制约,大多没有继续从事早期史方面的研究。一个研究领域要取得发展,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力。我们需要利用美国和国内在早期史史料整理和开放方面的优越条件,激发更多研究人员对早期史的兴趣,投入精力来潜心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我们要持开放的心态,认真向中国史学传统学习,从史料学、史源学和考证学当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同时还要取法于欧美史学,了解前沿研究进展,借鉴可用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实证研究意识,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地收集和占有材料,包括相关的研究文献和史料,一定要在把课题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弄清楚的前提下,借助经过考辨和梳理的史料来进行实证性研究。这样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推进资料建设,综合利用纸质文献和数字化文献,以期在尽可能详赡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

[15]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85页。

④黄安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以1998年发表的文章为个案分析对象》,《学术界》2000年第2期,第226页。

美国早期史确实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值得研究的课题真是指不胜屈。目前,关于早期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地方史的具体研究,几乎处于生荒状态,如果有人肯下功夫搜集材料,苦心钻研,必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即使在相对比较“繁荣”的早期政治史研究中,有待探讨的问题也是俯拾即是。关于早期的精英人物,虽然相关论文甚多,但相对集中于某几个人。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约翰•科顿、威廉•佩恩、罗杰•威廉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的材料丰富、立论新颖的传记。关于另外一些重要的人物,如詹姆斯•威尔逊、埃德蒙·伦道夫、乔治·梅森、亨利·诺克斯、约翰·汉科克,以及独立战争时期英美双方众多的将领,连介绍性的文章也难以找到。就重大事件的研究而言,我们正在期待一部有分量的美国革命史,一部美国立宪史,以及一部联邦政府成立史。关于早期政治思想,我们还有许多观念和思想的源流没有弄清楚。在早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对于早期选举制度、联邦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早期运作、邦联时期和联邦初期的各州政治,几乎无人涉猎。此外,我们不能总是把目光固定在精英人物身上,还需要细致观察普通民众、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在早期历史中的经历,把他们的想法、行为和日常生活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如果我们不再把有限的人力和资源用于讨论那些空泛的大问题,每个研究者都像刘祚昌教授那样,穷数十年的心力来研究一个人物或一个具体问题,集众人之力,积数年之功,我们的早期史研究就会产生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成果,这个领域也就会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16]立国精神在此循何顺果学者解,“美国的‘立国精神’,应包括美国整个建国过程中赖以立国的各项主要原则以及贯穿于这些原则中的哲学思想”(何顺果:《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⑤《二十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改革》,《南开史学》1988年第l期;《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论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国内政策》,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评西奥多·罗斯福》,载张友伦等主编:《日美问题论丛》,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7]齐文颖:《<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吗?》,黄安年等:《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⑥韩铁教授近年来发表的法律史和经济史论著,提升了国内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水平。

[18]张友伦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二问题来源与意义指向

[19]《独立宣言》英文原文参考http://www.archives.gov/exhibits/charters/declaration_transcript.html。

在改革开放以后最初十余年里,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问题意识,主要产生于对中国现实和美国现状的关切与思考。这种透过现实来介入历史的研究路径,一度被当做美国史研究的正途。在1978年以后,研究人员最初大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政治意义来界定学术价值。当时美国史研究中最为迫切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在理论、材料、方法和观点的层面来实现突破,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以当时的研究条件而论,似乎也不可能关注这类问题),而是要转变对美国历史的基本态度,即承认美国有“自己立国的特长”,承认美国历史并非都是黑暗面,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①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损害是如何之深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此后美国史研究的困难是如何之艰巨。

[20]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页。

如果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看待美国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动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和结论并不吻合;过去人们深信不疑的某些观点,无法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这一反差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困惑,也激发了讨论的愿望。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旗帜下,这方面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刘绪贻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写道:“我们的理论界与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帝国主义正迅速走向没落,即使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似乎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面对这一“严肃的挑战”,他认为一方面应当相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发展这些原理,而不能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论点”的束缚。也就是说,要把“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在采用经典作家的概念体系的前提下,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表述,从而“寻绎出某些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帮助“解答为什么帝国主义到今天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等等问题”。②讨论这类问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论述美国历史,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历史的真实面目”。③在当时的政治和舆论氛围中,讨论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因而需要“有点勇气”,“不能计较个人得失”。④

[21]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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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104页。

①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7、21页。

[23]何顺果:《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第90页。

②④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24]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35页。

③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其他各卷的“著者说明”中都有同样的词句。

[25]齐文颖:《<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吗?》,黄安年等:《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批判式的表述,对具体问题则以特定的政治标准进行评判,形成了许多带有极左色彩的观点。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气候中,这些问题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有许多“翻案文章”要做。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就是其中一个很受重视的问题。当时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追踪美国史学界对罗斯福新政的前沿研究,也不是讨论新政所牵涉的具体历史问题,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新政重新定性。这很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史研究的特点:问题意识不是产生于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所牵涉的现实政治。以往对新政大体是否定的,或至少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的热潮。①类似的“拨乱反正”工作,直到上个世纪末期还没有结束。一位研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承认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史上的贡献,但又指责他“革命不彻底”,其思想“与黑人解放暴力革命的方向相左”,这种出自“极左思维”的论点亟待纠正。②

[26]Carl Becker,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A Study in the

如果说“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提出的要求,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问题,那么探索美国迅速发展的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现实需要。在党和政府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中国面临一个尽快发展的问题,而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度成为中国学者关注和思考的热点,有关论著纷纷面世。③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举行了第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其主题是“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据会议论文集的“编者说明”称,“有所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乃是编选这部论文集的“更为远大的目标”,因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攻’中国现代化之‘玉’的‘他山之石’”。④在此前后还产生了一批关于美国现代化的专题研究成果。⑤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又出现了关注美国西部史和“中美西部开发比较研究”的兴趣,仅2000年一年,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就有近40篇之多。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2;Gary Wills,Inventing America: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GardenCity, N. Y. : Doubleday and Co. , 1978; Jay Fliegelman,Declaring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也给美国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在美国农业史、西部史和工人运动史等领域尤其如此。列宁提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命题,不仅为中国学者讨论美国西部史、农业史和土地制度史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且还是选题的直接来源。一部研究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著作提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是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乃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历程,其最终的结果是“宗法式的小农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⑥一位研究西部土地制度的学者提出,列宁的理论虽然在总体上“至今仍具有科学性”,但他的某些概括“与美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仍有一定距离”,研究者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结论”,而应“进一步阐明并丰富‘美国式道路’的深刻内涵”。他在“美国式道路”的框架内,对西部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普遍意义,进行了富于理论性的探讨。⑦一部论述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著作,其主旨在于“着重阐述这样一条原理: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来说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⑧这显然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另一种表述。另外,在美国工运史的写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直接,引用经典作家言论的频率也高出其他课题的著作。⑨

Independence: Jefferson, Natural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of Performanc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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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Al red A. Knopf, 1997.转引自王玖玖:《评大卫·阿米蒂奇<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全球史评论》,2014年。

①具体情况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13——114页;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62——163页。

[27]王玖玖:《评大卫·阿米蒂奇<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全球史评论》,2014年。

②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必威官方最新下载,28]曾尔恕:《试论<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创新》,《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6期;史彤彪:《自然法思想对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③具体情况参见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7——158页。

[29]齐文颖:《<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吗?》,黄安年等:《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第249页。

④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30]如陈昭鹏:《美国<独立宣言>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13年。

⑤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少华:《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1]如何顺果:《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永鑫:《论<独立宣言>中的基督教因素及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硕士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4年;王锦瑭:《“独立”和“平等”是近代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两面旗帜》,《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颜震:《美国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双重构建(1776-1867)》,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13年;刘晨光:《美国立国之“自由”原则的政治哲学解析》,《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2期;张涛:《英法对北美整体性的认可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

⑥张友伦:《美国农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10页。

[32]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⑦黄仁伟:《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33]李宏图:《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⑧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4]波考克:《国家、共和国和帝国:早期现代视野中的美利坚立国》,特伦斯·鲍尔、约翰·波考克主编:《概念变迁与美国宪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⑨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友伦:《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波考克:《国家、共和国和帝国:早期现代视野中的美利坚立国》,特伦斯·鲍尔、约翰·波考克主编:《概念变迁与美国宪法》,第47页。

中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还受到了美国史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带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意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积累单薄,因而没有人涉及的领域和课题比比皆是。所谓“研究空白”,通常是参照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界定的:任何一个问题,不论美国史学界已有多少研究成果,只要中国学者没有涉猎,或者美国学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不合中国的需要,就被作为“空白”对待。刘祚昌教授谈到,他“决心写杰斐逊传的首要原因”在于,杰斐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在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杰斐逊传记”。①张友伦教授也说,他在1978年以后之所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除了这一领域与他以往从事的国际共运史存在联系外,同时还感到,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史也是一个受到重视的领域,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完全没有人研究美国工人史,就是很不正常的。②吴金平教授选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史学界对此“尚缺乏专门研究和论述”,“这与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地位显然不相称”。③

[36]李宏图:《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近期一些相对年轻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比较注重这一问题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以及问题与史料的关联程度,而主要不是透过“中国的需要”或“美国的现状”来确定研究的必要性。王晓德教授谈到,他之所以研究美国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视角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可是我们较少研究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文化背景往往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④。也就是说,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本身就是历史中一个值得关注而又未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作者选取这样的课题,首先是缘于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史的把握,而不是受到当前美国外交动向的启发。较近的一本讨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专著,没有用“美国式道路”这样的宏观理论来组织解释框架,而侧重土地问题本身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⑤有的学者在谈到研究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动机时,只是简略地交代说,国内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而他本人一直对此有浓厚的“学术兴趣”。⑥在“现实需要”之外补充“学术兴趣”,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纯学术”意识的觉醒。

[37]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18页。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史研究者忘记了现实需要,放弃了自己的现实关怀。实际上,过去30年里,无论在领域、课题和路径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实需要”和“现实关怀”始终是影响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因素。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⑦我们的研究人员在界定“社会的需要”时,可能会参照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有关部门的指示,但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这种理解和判断往往来自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就美国史研究而言,“现实关怀”通常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所构成:一是通过对美国历史某些问题的研究,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面临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二是通过对美国过去的了解以更准确地了解今天的美国,从而有助于开展与美国的交往,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

[38]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19页。

杨生茂教授在1989年观察到:“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论文的)选题的现实感逐渐增强。”⑧这种现象不独限于某次学术会议,许多研究人员在界定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现实的维度。刘绪贻教授在谈到编纂六卷本《美国通史》的背景时写道:1979年参与编写计划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发展,正确地、全面地、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影响和意义。这种形势,就使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以至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⑨。这种阐述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的思路,同样见之于

[39]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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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66页。

①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41]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70页。

②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2]大卫·阿米蒂奇,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第85页。

③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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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页。

⑤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⑥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Ⅲ页。

⑦华庆昭:《“洋为中用”与美国史研究》,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⑧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l08页。

⑨刘绪贻:《6卷本<美国通史>诞生记》,《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第135页。

其他许多论著的“前言”或“后记”中。杨生茂教授编纂美国外交史,丁则民教授研究美国西部史,刘祚昌教授研究殖民地史和撰写《杰斐逊传》,都带有某种强烈的“现实关怀”,都以某种“重要的现实意义”来界定自己著述的价值。①

年轻一代学者对于自己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样抱有很高的期许,甚至觉得针对某种现实需要来进行研究,乃是一种社会责任。王旭教授在解释自己何以撰写一部美国城市史时说,国内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但对于外国城市史却不甚了了,误解颇多;这使他感到自己作为专攻外国城市史的学者,对推进城市化研究、满足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②。任东来教授在谈到他何以从美国外交史转向美国宪政史研究的动因时表示,他感到“美国宪政史和法治史在国内是个亟待开拓的领域”,而“没有对美国宪政的一定理解,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析是很难深入下去的”;同时,“作为身处一个法制远非健全、人治常常代替法治社会中的观察家,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治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③在这里,对学术现状和社会现状的双重“现实关怀”,成为促使他调整主攻方向的主要动因。

即便是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在看待自己著述的意义时,也没有忽视与中国现实的关联。执教于美国的王希教授在他的中文著作中谈到,深入研究美国宪法史,对于中美两国交往中的“知己知彼”、“建立真实持久的深层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只有在对美国宪法有了“比较清楚而准确的认识”以后,才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④旅美的韩启明先生著有一本叙述美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历程的专著,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启发、开阔我们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视野和思路”。据他自述,全书的主旨和各章内容的安排,大多源自他回国的见闻以及由与美国对比而引起的思索。⑤

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现实关怀”的最终指向,乃是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或施加影响。黄安年教授在谈到研究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意义时,明确表示要为中国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⑥王岽兴博士研究内战后美国南部社会的变迁,认为真正对中国的西部开发具有借鉴意义的不是美国西部史,而是南部开发和发展的经验,因为美国的南部和中国的西部都是落后地区,两者的重新开发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借鉴。他在书的结论中,基于对美国南部开发经验的阐述,就中国的西部开发提出了若干建议。⑦陈奕平教授研究美国当代人口问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解当今美国社会,为中国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⑧有的时候,社会对某些美国史论著的现实意义的诠释,可能出乎作者本人的意料之外,这种诠释反过来又影响到作者对于自己研究的意义的认知。资中筠研究员谈到,她在撰写关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时,“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但书出版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这一情况促使她在再版时补写了一个长篇后记,着重阐述了研究美国基金会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他山之石”的功效。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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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杨生茂、王玮、张宏毅:《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88年第2——3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31页;杨生茂主编:《美国对外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第393页;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8页;刘祚昌:《杰斐逊传》,第3页。

②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后记”,第363页。

③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607页。

④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⑤韩启明:《建设美国: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启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⑥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8——509页。他在结束语中还就如何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建设,提出了10条建议。见该书第533——535页。

⑦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274页。

⑧陈奕平:《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⑨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21——350页。

不过,强烈的“现实关怀”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意义自不待言,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说,“现实关怀”是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他以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为例说,中国的美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现实需要对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者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这种“现实关怀”“同时也是使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具有中国特点,并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前提”。①但另一方面,“现实关怀”也可能带来“借史议论”的消极后果。所谓“借史议论”,是指研究人员“在草草陈述史实之后,便十分心切地阐发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信这些见解能对中国有所裨益”;但这样做的效果“却十分可疑:不仅使历史研究偏离了学术规范,而且由于缺乏坚实的实证研究,所发议论也多流于泛泛,甚至谬以千里”。②这显然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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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立新:《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6页。

②李剑鸣:《民主的考验和考验中的民主》,《读书》1999年第2期,第26页。

三理论取向与方法探索

1949年以后,在整个史学领域,甚至在所有离不开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知识领域,都形成了某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性意识形态③话语;而在美国史领域,除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外,中美之间的敌对以及冷战的格局,使得研究工作不可能成为一种纯学术的活动,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美国历史写作具有显目的政治色彩。权力关系和政治性意识形态不仅塑造了认识美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和评判具体问题的标准,而且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一整套话语。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写作,在1949年以后开始形成,在“文革”后期趋于登峰造极,至今似乎还没有完全绝迹。在197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美国史研究中一个至为艰巨的任务,就是摆脱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束缚,摈弃把政治话语当做学术话语的做法,在尊重美国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构建新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

在美国史写作中,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过过度政治化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过苏联人复述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二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和政治性报刊的社论;三是美国“进步史学家”,如威廉·大众特、菲利普·方纳、赫伯特·阿普特克等人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四是苏联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论著。在当时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前两个来源渗透到了所有的人文知识领域;而美国“进步史家”的论著,则主要是一个材料、史实和具体论点的来源。对中国的美国史基本框架影响最为深巨的因素,无疑是苏联史学。

中国的美国史写作的话语元素和褒贬准则,有不少直接来自苏联的美国史著述。上个世纪50年代后,多种苏联学者的美国史著作相继译成中文,而在中文美国史读物十分稀少的年代,这些书籍就成了任何想要了解美国史的人的必读书。从这些书籍中,能够大致看出苏联学者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历史科学”是一种“党性的科学”,美国史研究承担着揭露和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任务;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内战和重建结束以前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此后资本主义转入腐朽和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构成美国历史的主线,美国社会的“弊端”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表现,美国历史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乃是“人民大众忘我革命斗争的结果”;美国政府乃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其内外政策都是为“资本”服务的。④苏联的这种美国史解释模式和话语系统,不仅见之于专门的美国史论著,而且通过世界史教科书和其他史学著述,渗透到中国史学当中。当时中国的政治性意识形态与苏联有着根本的一致性,这使得中国学者可以不加辨析地吸纳和采用它们。据刘祚昌教授回忆,他刚开始研究美国史时,“好像初学走路的婴儿一样,是靠苏联的研究成果这个拐杖搞研究的——当时对于苏联的东西,是亦步亦趋,不敢越出它的藩篱一步”⑤。刘绪贻教授也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美国史,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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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任何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中,都有某种意识形态;而且通常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官方的、民间的、社会性的等等。此处用“政治性意识形态”来指由某种政治权力塑造、以有利于该政治权力运作的意识形态。

④祖波克:《美国史纲》,苏更生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叶菲莫夫:《美国史纲》,庚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近代史纲》,易沧、祖述译,上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桂史林、祖述、易沧译,上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⑤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8页。

主义的影响的”。①虽然在中苏交恶以后,对于苏联学术的怀疑乃至批判已经开始,但主要是不同政治和外交立场之间的分歧,而不是学术性讨论,并未动摇苏联史学话语在中国史学园地的根基。刘祚昌教授的《美国内战史》完稿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他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苏联史学中的严重缺点”,但书中“也可以看出苏联教条主义的某些影响”。②

经过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所改造的美国史知识,旨在肯定和维护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条,在表述上与当时通行的政治话语具有亲缘性和同一性,同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及报刊政论几乎没有差别。有的学者批评中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史的叙述中存在贴标签的现象,用“一些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流行的词汇和术语来构建美国革命的历史叙述”。③这只是当年中国美国史学的一斑。其实,问题的症结还不仅在于用政治语汇来掩盖或曲解史实,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研究人员头脑中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在谈论美国历史上的任何问题时,都要插入一些自认是为“政治正确性”或“政治安全性”所必需的“套话”。这样的“套话”直接取自论者长期熏染于其中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它们无须论证,也不容置疑。有时,具有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的人,还可能用排他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与自己话语系统不一样的论著,以政治标准划线,对它们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批评。

必威体育手机端,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话语体系,其主干为一系列公式化的表述。这些公式化表述以“独断论”的面目出现,所用概念、术语和标准都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把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装入少数几个整齐划一的盒子里。例如,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危机与弊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改革乃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④在美国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措施必定是“以维护资本根本利益为目标的”,他们的“缺点”或“失败”无一不是其“阶级的局限性”所致。⑤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所提到的“镇压内乱”,无疑是旨在“镇压人民革命运动”。⑥对于美国史学论著的评价和取舍,也往往依据这类公式进行:凡与公式相悖者都属于“资产阶级史学”;任何与公式不符的说法,则是“错误的结论”或“不健康的观点”。⑦

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下,学术和政治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有时甚至使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为政治权力介入学术打开了门户。这样也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用高度概括的政治性语汇掩盖甚至抹杀复杂多样的历史实况。这种方式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中“言必有据”、确立事实关联等基本规则,使精微而复杂的历史判断变成了简单而绝对的政治评价,不仅妨碍对史实真实意义的理解,而且经常导致对史实的歪曲。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内涵随之变化,它对学术的支配性影响也逐渐减弱。同时,整个学术风气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一切都对美国史研究的思想理论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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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绪贻:《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书屋》,2007年第2期,第4页。

②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9页。

③盛嘉:《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20页。

④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311页。

⑤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48页。

⑥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⑦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13页。

变化的起点是摒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始终相信,美国史研究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同时,他们逐渐意识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具体研究时,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偏向,如果不加纠正,就不可能获得对美国历史的真实认识。这些偏向包括:把对经典作家语录的熟悉程度,简单地看成是“理论水平”高低的体现;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而自己就是这种正确的理解的代言人,凡与自己的理解不合就是反马克思主义;采取“寻章摘句”的方式对待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和方法的启示;忽视具体语境,把经典作家具有特定所指的说法,泛泛地用于一切历史场合;直接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作为论述具体问题的证据,或者直接作为自己的结论。高频率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词句,而不考虑语录和研究内容的相关性,这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论著的共有特点。有的书平均每5页就有一条经典作家语录,还有的书中1/3的引文为经典作家的语录。要纠正这类偏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以致到1993年,罗荣渠教授还感到,“由于‘左’的影响,在前些年的中国史特别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比较严重”①。

对于多数学者来说,摆脱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不是一个自觉和自主的过程,一切都是随着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的变化而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李慎之先生谈到,罗荣渠教授的治学道路以70年代末为分界线,有明显的“转折的痕迹”②。其实,对于许多在1978年以前开始涉足美国史领域的学者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经历了另一次转折。对比他们发表于两个不同时期的论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转折的迹象。1982年,杨生茂教授发表了关于特纳史学的论文,该文取材广泛,构思精巧,视角别致,但表述方式和论点带有当时政治性意识形态的烙印,侧重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来解释特纳假说产生的社会背景,认为特纳假说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③1999年,他推出了构思多年的《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以美国史学和思想的流变为背景,以纯粹学术的话语对班克罗夫特的思想轨迹、史学观点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就美国史学史的宏观脉络、历史学的功用、评判杰出史学家的标准、吸收外来文化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④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论述美国内战史的著作中,反复使用了“革命战争”、“革命成果”、“革命传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伟大真理”这样的词汇,写作带有当时常见的政论风格。⑤在12年后,他的《杰斐逊传》问世,从中看到的不再是政治性意识形态的词汇、语式和评论,而是具有人文色彩和道德情感的评价标准。⑥张友伦教授分别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中期的两篇关于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论文,其内容和行文都判然有别:前者基本上依据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的论述,后者则未引用一条经典著作语录。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表述话语,前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去意识形态化”的最好例证。

不过,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并不是一个凯歌行进的过程,而是相当艰难而曲折的。有些研究人员养成了某种难以摆脱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并且产生了某种寻求政治保险的本能。一旦政治气候出现反复,中美关系发生波动,就会有一些政治上敏感的人立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满足特定的政治和外交需要。直到本世纪初,在有些美国史论著中,政治性意识形态话语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然而,这种趋势一直在向前推进,而且为理论的多样化打开了大门。1978年以后,国内社会科学逐渐兴起,译介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的热情始终很高,美国史研究也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吸收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并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当中,愈益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的自觉意识。王旭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在采用“传统治史方法”的同时,借鉴了“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有关理论与方法”。⑧戴超武教授力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全面研究”⑨。王立新教授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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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刘绪贻:“美国现代史丛书序”,见韩铁:《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杨玉圣:《如何改革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从谈起》,《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第48页;罗荣渠:《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3页。

②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第2页。

③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1982年第2、3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9——68页。

④杨生茂:《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18页。

⑤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⑥刘祚昌:《杰斐逊传》。

⑦张友伦:《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张友伦:《美国农业的两次大突破及其基本经验》,《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两文见张友伦:《孔见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98——331页。

⑧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⑨戴超武:《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1849——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4页。

象”、“他者”、“国家构建”、“国家身份”等理论和概念,解析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各界精英对中国的认识,阐释了这些关于中国的想象在美国国家身份构建中的意义和作用。①不过,中国缺乏成熟的本土理论和研究范例,因而中国学者取法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学者。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史,把国家作为一种文化体,探讨一个国家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反映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他承认这种研究取向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启发。②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美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欠缺,就是历史主义意识淡薄。所谓“历史主义意识”,是指把具体的人和事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看待,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来理解史实的本来意义。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守则,但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加以长期缺乏必要的史学训练,“历史主义意识”居然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稀缺之物。在1978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许多研究人员对于史学著述与政论时评的界线没有清晰的意识,把“借史议论”当成了治史的正途,在讨论问题时忽视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上一个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关于林肯与废奴主义的热烈讨论,今天看来,其起因就是某些论者不顾历史语境,把作为特定历史名词的“废奴主义者”泛化为一切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的称号,从而提出了“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这样一个“非历史”的问题。③另一种现象是,论者预先设立一个标准,然后从历史中选取材料来填入这个标准中,符合者得到肯定,而不符者则遭受苛责。例如,用“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套”美国革命,发现美国革命时期没有废除奴隶制,没有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没有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也没有实行无偿分配公地的政策,于是就把它定性为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最近十余年来,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出现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回归。也就是强调历史学的学科主体性,重申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坚持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基本守则,分析问题时考虑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不再沉溺于浮泛而过度的议论。在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中,长期流行以“积极”和“消极”、“进步”和“反动”这种抽象的政治标准来为历史人物分类,对于“反面人物”往往痛加指责和抨击。现在,这种情况愈益少见。以美国内战史研究为例,在以往的论著中,南部奴隶主只是一个配角,他们不仅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道德上的罪人,他们发动内战乃是螳臂当车的狂妄之举,他们的失败则是其应得的历史惩罚。④王金虎副教授的新著打破了这一范式。他在书中不仅以南部奴隶主为主角,对他们何以走上战争之路,以及战争的手段一步一步损害战争的目的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把他们视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⑤这种对历史上的“道德罪人”和“失败者”的“了解之同情”,可以说是历史主义意识趋于成熟的反映。较之简单的政治或道德是非的评判,这样做的难度其实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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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56——173页。

②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0页。

③主要有刘祚昌:《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9——23页;霍光汉、郭宁杕:《关于林肯的评价问题——与刘祚昌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第82——85页;黄绍湘、毕中杰:《关于林肯评价问题的商榷——兼论评价美国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144——153页;黄颂康:《关于林肯评价问题的讨论》,《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69——73页;严钟奎:《林肯是废奴主义者吗?》,《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73——76页;李青:《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76——79页;王洪慈:《林肯是废奴主义者》,《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82——85页;罗徽武:《林肯与废奴主义》,《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第105——109、88页;蒋劲松:《林肯最终成了坚定的废奴主义者》。《益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第30——33、36页;杨蕙萍、霍震:《林肯与<解放宣言>》,《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37——42页;李青、夏晓蓉:《关于林肯对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态度问题的再讨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117——122页。

④刘祚昌:《美国内战史》,第611——612页。

⑤王金虎:《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重点参见第357——378页。

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王立新教授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有新的尝试。他采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吸收了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理论,借助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念工具,“把国家看做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文化体之间的关系,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视为传播情感、价值观和实现民族理想、追求的过程”,“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过程,通过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认知理论以及决策过程的分析更精确地描述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并采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个案研究方法和模式分析方法,通过“意识形态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和“跷跷板模式”,论讨了意识形态对美国核心外交理念的塑造以及对具体外交举措的影响。该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默认也有别于传统方式,它不是把意识形态仅仅作为现实世界的被动反映或投影,而把它视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认为它对现实世界的行动者及其具体行动有着直接的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这种理论默认来自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理论。该书后面的参考书目中,列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20世纪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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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参见第1——43页。

四史料利用和资源积累

杨生茂教授在1987年提到,要重视资料的占有,重视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特别强调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②这些话在今天已属常识,但在当时却似乎是一种超前的想法。本来,基于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乃是治史的基本要求,但在美国史研究中,由于资料匮乏,加以研究者长期奉守“不和外国学者拼史料”的信条,这种实证研究就始终无法开展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殷弘教授在《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一书中,当解释为什么选取1954——1968年作为研究时段时写道:“这是美国对越干涉史上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也是可以依据业经解密和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文件、用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加以研究的时期。关于1968年以后的美国对越政策史,目前尚无类似的第一手史料供学者利用。”③这一段简短的文字表明,作者意识到只有那些既具有历史重要性、同时又有基本的原始文献可供利用的问题,才可以进入选题的范围;只有从材料出发,从大量第一手文献中发现问题及其答案的方法,才是“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但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外国史研究风气中,这种中肯的意见更像是一种“别调”。《世界历史》为纪念创刊100期,曾于1993年第3期刊发一组笔谈,参加者多为当时知名的世界史专家,但所有文章都关注史学观念的转变和发挥世界史学科的作用,没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根据历史学的特性,在广泛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提升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水平。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人员不愿意利用第一手材料;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研究条件十分有限,可以找到的原始资料寥寥无几,如果强调只有基于原始材料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许多人就只能放弃研究工作。对于多数研究人员来说,能够引用英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就是难能可贵的了。1983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收录文章28篇,涉及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段,作者多为当时国内美国史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所有文章的注释共计1341条,引用具有原始资料性质的书籍、报刊共79种(其中约30种为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资料),在引文中所占比例很低;而绝大多数引文来自马列著作、一般性美国史书籍和论文,包括部分教科书和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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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杨生茂:《探径集》,第271——273页。

③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同时也不得不指出,有些研究人员长期没有意识到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反而相信中国学者以先进的理论来指导美国史研究,这比片面注重史料的美国学者更有优势。这种观念妨碍了对原始资料的搜求和利用。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以所谓的理论优势来掩盖材料的贫乏,借助一套不同于美国史学的话语和概念,对美国学者阐释过的史实加以筛选,或重新排列,或另作诠释,甚至还把这种做法说成是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一个特色。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各种资助到美国从事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但许多人回国以后所发表的论著,在材料方面并没有显示出重大的变化,所引用的仍然是一般性著作,不仅原始文献甚少,即使对二手文献的质量也未加甄别,夹杂许多过时且平庸的书籍。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获取原始资料的条件大为改善,但许多论著却远远没有穷尽国内所能找到的相关材料,甚至连一些许多图书馆都有收藏的基本史料,也没有加以利用。例如,有的论著在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时,不去参考麦迪逊的记录以及批准宪法的各种文献,而主要依靠一般性的资料选集或通论性的书籍。其实,在最近十多年里,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都可以找到不少关于美国制宪的基本材料。

尽管如此,原始材料的利用情况在整体上还是趋于不断改善的。在利用原始材料方面引领风气的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早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初期,罗荣渠教授在论述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的文章中,就引用了不少原始文献。①到80年代中期,时殷弘教授的《尼克松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范本。这是一部只有100页的小册子,而引用政府公文和外交文件集13种,当事人回忆录和著述8种,当时的报纸和期刊13种。②这种对原始文献的重视和大量利用,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进入90年代,《美国外交文件集》以及其他政府公文,在美国外交史论著的注释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中,崔丕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一书,引用了多种当时已经解密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已刊外交文件和其他政府公文,并对不同来源的原始文件加以比对和鉴别,还在书后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分类目录,以利于其他学者的使用。③这些论著所利用的主要是公开出版的外交文件和缩微胶卷,而直接到有关档案馆进行研究而取得成就的学者,当首推华庆昭教授。他为了写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不仅利用了公开出版的原始文献集、回忆录、日记和报刊,而且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到美国和英国的档案馆从事研究,广泛收罗了杜鲁门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相关大学图书馆所藏官方资料和个人文件。④他所收集到的原始材料,不仅构成自己著作的基础,而且还为后来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这本书是中国学者实质性地利用原始材料写出的第一部美国外交史著作,其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外交史博士论文,在第一手文献的利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⑤

相形之下,在美国史其他领域,对原始文献的利用就显得相当滞后。许多研究人员既缺少外交史学者那样强烈的史料意识,更没有像他们那样想方设法地搜求原始材料。在多数外交史论著或多或少地引用原始材料之时,其他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完全依靠二手或三手文献的境地。在一些论述华盛顿生平事迹的论著中,往往看不到出自华盛顿个人著述的引文,更遑论其他同时代人物的文件或著作;许多专论林肯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林肯文件集或著作集中的材料;有些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批准的文章,连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记录也未利用。在1978年以后的近20年里,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直到本世纪初年,局面才出现了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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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荣渠:《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②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中华书局2005年再版)。

④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254页。

⑤刘国柱:《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9页;罗宣:《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451页;杨卫东:《扩张与孤立:约翰·昆西·亚当斯外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61页。

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获取原始材料的途径变得愈益宽广。近年来,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是网络资源的急剧增加。美国在网络技术发展和数字化资料开发方面,一直引领潮流,尤其是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发布。美国以外的研究人员因此得以分享这些便利。最近几年,有若干高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些原始文献数据库,常见的有EarlyEnglishBooksOnline、EighteenthCenturyCollectionOnline、EarlyAmericanImprints、AmericanHistoricalNewspapers、DeclassifiedDocumentsReferencesSystem等。此外,免费的网上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获取越来越便捷。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免费数据库、archive.org、libertyonline等。有些大学还建有专题性史料数据库,也可以免费获取。对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研究条件的极大改善,许多学者都表现了高度的敏感和炽热的兴趣。王旭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史》中,用附录形式列举和介绍了有关城市史资料的网站;①韩宇副教授和罗宣副教授发表专文,介绍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及其使用方法;②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还为研究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其次,研究人员的史料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由于接受了比较正规的史学训练,大多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王金虎副教授在写作《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时,使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在网上发布的“美国南部史文献”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相关数据库中的《南部邦联国会日志》。作者在谈及研究体会时写道:“历史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除了取决于历史学者个人的治史能力外,还直接受制于史料的数量和价值的高低。”③可见,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史料的数量,而且还特别强调其质量,也就是原始材料对于解决核心问题的价值。另据朱卫斌博士自述,他前后用了10余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但一直对史料状况感到不满意,因为“缺乏一手资料,论文的质量及篇幅都受到了相当的限制”。直到后来,他获得了到香港和美国进行研究的机会,致力于收集原始材料,对博士论文进行修订增补,完成了一部史料翔实、立论可信的专著。④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史料的多样性和不同史料的对比鉴别。秦珊副教授研究威尔逊时期的对华政策,她写道:“本书重视原始资料,也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鉴别,弄清哪一种原始资料是可靠的,哪一种可能有漏误。”她使用的方法是“不断地进行交叉检查,将一种原始资料与另一种原始资料对比,英文史料与英文史料对比,中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英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⑤不论她在书中实际落实得怎样,这种理念的出现,足以说明美国史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征兆。

翻检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史论著,的确可以看到第一手文献的分量大有提高。以美国西部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例,上一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著,一般都引用本杰明·希巴德的《公共土地政策史》以及几种西部史著作,有的甚至依靠一般美国史教科书和美国经济史著作中的相关材料,很少有人研读过西部土地法令的原文和国会的相关辩论材料。2003年出版的《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一书,则利用了大量美国早期的政府文献和私人通信,特别是全面检视了美国所有相关法令的文本以及国会相关的辩论记录,梳理了相关法律条文的内涵和意义,校正了许多理解上的偏差。作者从中体会到,“直接以原文为基础进行研究,同从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从别人的著作中间接得来的材料,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可能被误导”⑥。在其他课题上,使用原始材料的状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梁茂信教授的《都市化时代》(东北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列原始资料有72种,他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书后所列政府文献更多达100种。又如,陈奕平教授的《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主要依据从网络获取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写成。更值得一提的是韩铁教授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著作完全依据原始材料写成,其中包括福特基金会档案、口述史材料、政府公文以及多种手稿。作者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这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的。这表明,只要条件具备,而且肯于钻研,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具体而翔实的原始材料,写出具有新意的论著。

不过,上面列举的著作,在近年的美国史研究中仍属凤毛麟角。就原始材料在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点缀性利用和实质性利用两种情况。所谓“点缀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原始资料仅仅作为二手材料的补充,或仅用于讨论枝节问题,对于主旨的阐述并不起关键的作用。另外,引用原始材料来复述已经清楚的史实,或者论证前人提出的结论,也属于这一范畴。所谓“实质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研究的问题来自于原始材料,并通过深入钻研原始材料而提出新的结论。迄今为止,已发表的美国史论著大多属于第一类。在美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能点缀性地使用原始材料已属不易;但长期停留于这种地步,就难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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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旭:《美国城市史》,第360——362页。

②韩宇:《网上美国史资源概述》,《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罗宣:《网络时代史学研究手段的革新——试论学术性数据库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史学集刊》2003年第4期。

③王金虎:《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④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困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293页。

⑤秦珊:《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⑥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此外,在美国史写作中还长期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在专著和论文中引用美国史教科书、甚至国内出版的世界通史教科书中的材料。教科书反映的是一般性知识和观点,主要依据史学界的各种专门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如果专著和论文反过来引用教科书,显然是一种违背史学写作常规的做法。在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引用教科书乃是可以理解的;而近年来资料条件大为改观,如果依然轻率地引用教科书,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研究不负责任的行为,无异于“自贬身价”。不仅不能引用教科书中的材料,其中的观点也不能作为商榷和讨论的对象(指出书中明显的错误和疏漏不在此列),因为这种层次的讨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语言和文化的限制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多数研究人员只能阅读英文材料,如果遇到其他语种的材料,就感到束手无策。而且,即便是精通英文,在遇到文化含量较大而且语境复杂的史料时,也容易发生误读、曲解和误译。①在近年一些使用原始材料较多的论著中,曲解和误用史料的情况并不罕见。看来,在材料趋于丰富以后,如何准确地解读材料,恰当地运用材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需要加强史料学、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训练,增强语言能力,提高语境意识。另外,还要注重翻译能力的培养,一个优秀的外国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因为任何材料都不能原文照录,而必须译成中文方能引用。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变化是,研究人员对待第二手文献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一般作者涉及二手文献的目的仅在于转引其中的材料,而对其主旨、论点和方法则不够重视,也很少就课题进行学术史梳理。有一些与美国学者商榷的文章,实际上是任意选取美国学者的某些论点加以反驳,而没有考虑这一论点所产生的学术语境,也不关心美国史学界是否就此展开过讨论。最近20年来,研究人员开始重视课题的学术史,越来越多的论著在“前言”或注释中评介以往的研究,借以明确自己探讨的基点和方向。早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时殷弘教授就在《尼克松主义》一书中,用注释的形式就“美国著作界对尼克松主义的研究”进行评述。②刘祚昌教授在《杰斐逊传》的“自序”中,对于美国学者整理杰斐逊文献以及撰写杰斐逊传的情况,做了细致的介绍和评论,指出了其中的局限和缺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构想。③90年代以来的变化更加显著。石庆环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在“序言”中详细列举相关书目,并对重要的论著进行评介。④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对美国南部史的大致脉络进行了梳理。⑤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在“前言”中对相关重点著作进行评述,指出其长短利钝,并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思路。⑥韩铁教授在一篇关于美国早期法律变迁的论文中,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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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北美殖民地抵制英国征税时提出的“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的口号,国内许多论著译作“无代表不纳税”或“无代议士不纳税”,就是扭曲史料原意的一个突出例子。当时英美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应不应当纳税的问题,而是谁有权征税的问题。英国政府认为征税权乃是议会主权的一部分,是英国对殖民地管辖权的象征;而北美殖民地则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选出的本地议会才有权征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此英国议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可见,对殖民地来说,征税权实质上是一个自治权的问题。同时,征税权也体现了殖民地居民对权力和权利的关系的理解:合法的权力须经过人民的同意、并以不侵害人民的权利为限度;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征税的法令,并没有得到殖民地居民的同意,因而不是“权利之法”(actofrights),而只是“权力之法”(actofpower)。只有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为什么征税问题会成为引发殖民地与英国激烈冲突的导因。另外,就语义而言,“taxation”指的是“征税”(theactorsystemoftaxing)或“被征税”(thefactofataxpayerorcommoditybeingtaxed),而不是“纳税”(payingtaxes)。可见,“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应译成“无代表不得征税”,才符合其原意。

②时殷弘:《尼克松主义》,第2页及各章注释。

③刘祚昌:《杰斐逊传》,第4——11页。

④石庆环:《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

⑤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第15——18页。

⑥梁茂信:《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4页。

开自己的论述。①一些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成书的论著,大多有相当的篇幅评述相关的研究状况。②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美国史研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基础。即便是那些基于二手文献写成的论著,也是美国史研究发展道路的必要铺垫。由于材料、方法、理论和视角等方面的限制,有些论著同美国史学界早出的同类成果相比,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它们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见证和记录,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的学术积累的一部分。随着这种积累的不断增厚,美国史研究中就可能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困难无疑还是很大的,因为本土资源的积累相当薄弱,这一状况长期以来一直限制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在今后一个时期,局面可能还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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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铁:《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61——80页。

②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0页;秦珊:《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第4——10页。

五最新动向与前景展望

综观以往30年的美国史研究,其最大的局限表现为选题过于宏阔,材料过于浮泛,缺乏专深的研究,热衷于讨论长时段、大范围的问题。对这种欠缺,一位曾在中国任教的美国学者也有所观察,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③中美两国史学的发展经验都表明,一个领域要进步,就必须从一个一个具体的课题着手,进行深入而彻底的研究。美国史学在19世纪末进入专业化的阶段,那时正是专题研究兴起的时期。在中国史学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也有学者倡导开展“窄而深的研究”。当然,选题的规模要适度,要切合中国美国史学的实际。题目过大,论述难免浮泛,不能保证学术质量;题目太小,又无法找到足够的资料,同样不易操作。比较可取的策略是,长期致力于一个具体的领域,从中选择条件成熟的问题做深入而精微的研究。做好小题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大的视野,要做到“小题大做”、“因小见大”,这样才能取得专精的成果。许多专精的成果汇聚起来,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面貌。

选题较小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把研究真正建立在原始材料而不是二手材料的基础上。不能详赡地占有资料,不从原始材料出发进行研究,就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专题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的美国史资料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史学电子资源日趋丰富,使用也愈益便捷。我们现在不仅要重视传统的纸质文献,而且要大力利用网上史学资源。就史料的占有而言,有必要强调“基本史料”的概念。也就是说,基于目前的研究条件,在具体课题上即便不能网罗到全部的史料,也必须掌握关系到核心论点的史料,否则就不可动笔写作。在原始材料的使用方面,我们目前还无法达到美国学者的程度,但可以向国内的冷战史学者看齐。目前中国冷战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主要得益于使用较多的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档案资料。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不能直接占有和研究原始材料,就永远不会有突破和创新。借用顾炎武的比喻,原创性的研究必须要“采铜于山”,而不能一味地“买旧钱充铸”。④在材料比较丰富的情况下,还要注意甄选和鉴别,力求史料的多样性,用多种材料来相互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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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阿伦·库利科夫:《中国学者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即将做出的贡献》,《史学月刊》2008年的2期,第13页。

④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28页。

做好专题研究,还需要具备敏锐而独到的问题意识,要以问题来引导论述。一篇论文如果缺乏问题意识的支持,或没有理论的观照,提不出有思想冲击力的新见解,就难免沦为“始末记”。在中国研究美国史,如果要求单纯地进行“史实复原”的工作,的确是强人所难;就目前的研究条件而言,比较成功的例证是借助新的问题意识,从新的视角来探讨老课题,从而取得富有新意的成果。王立新教授所著《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被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研究员赞誉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解释说:“说它新,不是说这一段中美关系先前没有多少成果。实际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事件都有人研究过,可以说成果是相当之多的。但本书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重新研究……确实深化了我们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认识,也使我们对本来已经熟识的事情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①从新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研究,用新的解释框架来处理老的问题,这可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美国史研究要不断进步,还需要补充新的研究人员,而他们必须通过完善的研究生训练体制来培养。因此,进一步改进研究生培养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当务之急。有的学者提出,“未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学和培养方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仍然缺少一套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史学原则制定的方案。学生知识结构的偏差和学术视野的狭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读专著和史料,培养学生查找、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运用史料从事独立研究的能力。②一位了解中国研究生教学欠缺的美国学者也认为,采用经欧美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讨班”教学方式,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③这些意见都深中肯綮,富于建设性。除了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外,还应当强化相关学科的训练,使研究生具备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形成具有洞察力和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

之所以强调加强相关学科的训练,主要是因为理论薄弱一直是一个掣肘的因素。虽然在美国史研究中初步形成了理论多样化的局面,但整体说来,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还不具备真正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理论还没有成为思考和提问的发动机,没有成为培育新见解的温床。研究人员普遍过于关注理论的实用性,急切地借用一些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概念和术语,注重能在具体研究中发挥引导或启发作用的理论观点,而忽略理论素养的培养。诚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学术和理论的民族性趋于淡化,更加具备“天下公器”的特性,中国学者可以借用各种来自域外的理论资源,滋养和支撑自己的学术思维。但是,如果完全依靠外来理论,中国学术如何能够在视角、方法和解释框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呢?说到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进步,有赖于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

另一方面,当前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中国学者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关注国际史学的新趋向,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最近20年来,欧美史学中最为突出的新趋向,乃是“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传统史学偏好宏大的题材,擅长讲述以精英人物为主角的故事;“新史学”侧重研究群体、制度、结构和趋势,强调社会、习惯和制度对人的塑造和制约,带有技术性写作的倾向;而“新文化史学”对这两种取向都有所纠正。它比较重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注重人的思想和感知在历史中的意义。这种从“人”出发的研究路径,提升了史学的人文性。我们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也带有明显的“非人化”取向,过于强调制度、技术、阶级、时势的作用,而忽略具体历史角色的经历和思想。我们可以从“新文化史学”这种人文性的复归中获得启示,校正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同时,“新文化史学”还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在以往受重视的政府公文、国会辩论、书信、日记、报刊文章、地方史料、公私账簿、财产清单和选举记录等材料之外,又把电影、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日历、课本、家具、歌谣、故事、儿童读物、小说、广告和演讲等资料,统统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我们在研究中固然不能忽视传统史料,但也要留意新材料的价值,不必等到几十年以后再回头加以重视。

欧美史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的变化。“新文化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带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从“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理论中吸取了不少养分。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如何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中吸收有用的理论资源,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仅也留意欧美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也要关注国内理论界提供了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既不必盲目地赶理论时髦,也不能对新理论的价值视而不见。另外,随着“全球史”兴起而出现的“全球视野”,拓展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增加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维度。视野开阔,考虑的因素较多,肯定有助于深化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如何在研究中实现“以大观小”和“因小见大”,我们可以从“全球视野”中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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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1——2页。

②盛嘉:《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23页。

③库利科夫:《中国学者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即将做出的贡献》,《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13——14页。

我们还注意到,近期的欧美史学并不是“新文化史学”的一统天下。实际上,最近几年“新文化史”著作在史学新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而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其他“传统的”课题,仍然有大量论著问世。以美国政治史研究为例,近来有美国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①政治史的影响正处于上升之中。当前处在“复兴”中的政治史,受到了“新史学”和“新文化史学”的影响,侧重探讨美国的“民主历程”,精英和大众并重,制度和文化互补,并在政治叙事中增添了新的分析范畴,视野更加开阔,解释也富于活力和多样性,在美国史学中的声望逐渐提高。②对于多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来说,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值得研究、而且是有条件研究的领域,相关的资料比较容易获得,可供选择的课题较多。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外交史、城市史、环境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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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见交流: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ThePracticeof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第90卷第2期,第609页。

②参见梅格·雅各布斯等编:《民主实验》(MegJacobs,WilliamJ.Novak,andJulianE.Zelizer,eds.,TheDemocraticExperiment),普林斯顿2003年版,第1——19页。

③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40页。

当然,在文化氛围、思想倾向和社会状况各个方面,中国和欧美国家都大不一样,史学的趋向和研究的旨趣也有差别,因此,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追随欧美学者的研究路径。在我们当前的美国史研究中,模仿“新文化史学”或“后现代取向”,既脱离实际,也没有必要。再者,欧美史学的种种新变化,只有置于欧美理论思潮和史学的整体格局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例如,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现代主义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反拨;对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视,意在扭转美国史学长期关注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偏颇;对底层阶级历史的关注,是对以往精英史学取向的弥补;强调“全球视野”,只有在国别史研究高度成熟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对欧美史学动向漠不关心。相反,美国史研究要提高水平,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史学对话。在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自说白话的学术是肯定没有前途的。对话首先需要有相对接近的研究水平,需要了解通行的话语和言说方式,娴熟地掌握对话的工具,还要有对话的渠道。我们在选题、材料和立论上,都要充分考虑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参照本课题的前沿动向来确定探讨的方向。只有这样,中国学者在国际史学论坛上才能有自己的声音。史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国读者,它的世界影响则要求充分体现中国特色”。①杨玉圣教授也谈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特色”可以从两方面来体现,一是“必须在论著中体现出中国人对美国历史的独到见解”,二是“应特别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史(包括人民之间的往来史)的考察和论证”。②在美国工作的韩启明先生在谈到自己著作的意图时说,要提供一种“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国”的美国经济史读物。③王希教授也表示,在美国宪法史领域,还期待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分析深入、结论中肯的美国宪法史”④。但是,如何才能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呢?王立新教授提出了两条途径:“一是利用中国本土的理论资源提出不同于美国学者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二是用中国学者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来切入美国历史问题,从而发现美国学者无法看到的历史面相和历史意义”。但他同时又感到,中国可利用的“本土的理论资源”“少之又少”,因而只有借重中国学者的“独特的眼光和视角”。但是,这种“独特的眼光和视野”,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来自中国人这一身份,而需要深谙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有“对中国现实的关切”。⑤可见,假设“中国特色”是一个有效的命题,而要形成“中国特色”,肯定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快速成长、不断进步的30年。目前,它已成为一个富有生气、蓬勃向上的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变化,格外令人欣喜和振奋。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他们大多是新近毕业的研究生,在学期间获得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尤其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从选题、文献阅读、史料收集和解读,到论文的写作和修改,在研究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接受了系统的训练,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较之二三十年前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起点无疑要高得多,而且他们还赶上了一个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条件不断改善的时代,等到他们在学术上成熟的时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应当呈现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再过30年,他们中或许有人会写一篇更令人欣慰的回顾文章,来总结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巨大变化和出色成绩。

(承赵学功教授、丁见民博士和侯俊杰同学借阅有关图书,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08—08—31

作者李剑鸣,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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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安年:《读黄绍湘新著<美国史纲(1492——1823)>——兼谈美国早期发展历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第150页。

②杨玉圣:《如何改革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从<美国史纲>谈起》,《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第49页。③韩启明:《建设美国》,第1页。

④王希:《原则与妥协》,第3——4页。

⑤王立新:《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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