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6四川十大考古发现,2013年重庆重要考古发现

  回望历史,镜鉴今天。盘点四川2016年十大考古发现,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凉山段)绵延百余公里先秦聚落遗址,是成都平原外,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先秦时期聚落群。其中一把山字格剑,重现攀西剑客风采。2016年10月,成都后子门“东华门遗址”水道、步道、园林遗存逐步显现,还原一座辉煌的蜀王府,其背后却是明朝十三代蜀王的命运,末代蜀王,投井而死,尤其悲惨。

河南淅川县丹江库区消落区考古勘探和抢救性清理工作17日结束,共发掘墓葬120余座,出土陶器、铁器、铜器、石器、银器等一批珍贵文物,为研究丹江下游战国楚墓及汉代墓葬的葬制、葬俗以及鄂豫地区文化交流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2016年5月,受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委托,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丹江库区消落区葛家沟、李沟一带被盗扰墓葬进行考古勘探和抢救性清理工作。李沟墓葬区位于仓房镇侯家坡村李沟自然村东北,西北距仓房镇7.5公里;葛家沟墓葬区位于仓房镇丹江水库西岸,南岭海拔高度为155米,北邻岳沟汉墓群,南邻磊山汉墓群。市文研所成立两支考古队分别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确保文物安全。图片 1玉璧图片 2考古现场 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河南省、市文物部门就对葛家沟区域的墓葬进行文物调查及清理,发现了大量汉画砖、陶壶、陶鼎、五铢钱等,并确定该区域为汉代墓葬群。此次考古发掘共发现墓葬80座,大部分为土坑墓,小部分为砖室墓。其中,1号墓和2号墓为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有二层台,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墓。1号墓出土铜鼎、铜方壶、铁剑等文物,2号墓出土有铜鼎、铜方壶、铜铃、陶盘、陶钵、陶甑;24号墓为土坑墓,一棺一椁,有二层台,骨架一具,仰身直肢,棺椁之间出土鼎、敦、壶各两件,二层台上发现铁器;72号墓为砖室墓,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填土中发现“大泉五十”……“葛家沟墓葬区一区、二区出土有石壁、铜鼎、铜钫等青铜器,根据出土器物分析其规格较高,应为西汉贵族墓地;三区墓葬尺寸普遍较小,规格较低,相互之间有打破关系或平行排列关系,时代自战国晚期延续到西汉晚期,延续时间较长,应为平民家族墓地。”考古人员介绍,战国晚期陶质普遍较差,西汉早期器物较少、组合简单,到了西汉中期随葬器物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经历了频繁战乱的战国时期国力下降,百姓生活困顿,经过“文景之治”后西汉晚期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均超过西汉早期和战国晚期。 李沟墓葬区曾被多次盗扰,2016年5月12日开始至今,考古人员共发现墓葬40余座,出土陶器130余件、铜器10余件、银器10余件、铁器10余件。其中,16号墓墓口与墓底同大,长2.9米、宽1.9米,墓底距现存地表1.45米,出土有铜洗、陶鼎、陶壶、陶甑、陶釜、铁器等文物……“李沟墓葬区的墓葬历史上和现在盗扰都较为严重,其中部分墓葬处在淹没区,经多年冲刷墓口直接暴露于现地表。”考古人员介绍,李沟墓葬区一区内的土坑墓形制较小,且出土器物均为陶器,时代应为西汉中晚期。二区内的土坑墓葬从器物组合和形制方面推断应为西汉中期偏晚阶段。 “这次对丹江库区消落区葛家沟、李沟一带被盗扰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不仅确保了地下文物的安全,也为进一步了解丹江库区古代原住民葬制、葬俗的发展演变,真实还原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实物资料。”考古人员说。(原文标题:陶器、铁器、铜器……珍贵文物接连出土—— 库区消落区,三个月发掘古墓120座 原文刊于:《南阳晚报》2016年8月18日第W7版)

发布人:重庆考古  2014-05-15 作为我院的核心业务工作,2013年共完成基本建设、三峡消落区、主动性考古发掘等三个领域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114项,在实现了对文物科学保护的同时,在新石器、商周、战国至秦汉、唐宋以及古代产业考古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巫山柏树梁子遗址新发现大溪文化遗存,涪陵黄荆背遗址发掘一批中坝文化遗存,江津烟墩岗出土汉画像石棺,丰都马鞍山墓群发现大量汉、六朝墓葬,巫山周家坪出土随葬品独具特色的六朝墓葬,丰都发掘我市第一座唐五代邛窑系龙窑,永川发现汉东城遗址城墙及唐宋建筑基址,合川钓鱼城范家堰清理2处宋代高台建筑基址,忠县临江二队新揭露保存较完好的冶锌遗存,彭水中井坝发掘我国保存最完整的晚期制盐遗址等。这些考古发现极大丰富了重庆地下文物的内涵,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重庆历史与文化的认识。 1.巫山县柏树梁子遗址 位于巫山县曲尺乡伍佰村3社,地处长江左岸的消落区范围内的缓坡地带。该墓群于2013年4月在消落区文物巡查中发现,重庆我院与巫山县博物馆随即对该墓群实施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灰坑等遗迹现象50余座,出土文物300余件,时代涵盖新石器、战国、西汉等多个时期。其中新石器时期遗存在文化内涵上属大溪文化,遗迹以墓葬为主体,葬式有屈肢葬、直肢葬和多人合葬等,出土有碗、釜、盆等陶器,斧、锛、凿等磨制石器,匕、锥等骨器,以及玦、环、吊坠等饰品。除墓葬外,鱼骨坑也有较多的发现,坑内可见有大量鱼骨堆积,并包含有少量陶片和石制品等。图片 3图片 4图片 5 2.涪陵区黄荆背遗址 位于涪陵区珍溪镇水口村5组长江北岸二级阶地上,本次发掘面积1052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汉至六朝、唐宋、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新石器遗存为该遗址的主体,在文化属性上共清理灰坑12个、灰沟4条,陶器以盘口器为大宗,有较多的花边口沿缸,平底罐,少量的瓮、盘、钵、罐、盆等。同时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片、石器半成品及少量磨制石器等。图片 6图片 7 3.江津区烟墩岗砖室墓 位于江津区白沙镇红花店子村一组,2013年6月,重庆我院与江津区文物管理所对该墓实施了抢救发掘,出土画像石棺1具,陶、铜、铁、石以及钱币等遗物等70余件。初步判断该墓时代应在东汉末期。本次发掘出土的画像石棺是渝西长江沿岸的首次发现,棺身画像为车马出行、双阙、楼阁、伏羲女娲等,棺盖则为柿蒂纹,均属这一时期升天思想的集中反映。图片 8图片 9图片 10 4.丰都县马鞍山墓群 位于丰都县双路镇马鞍山村,地处西南距丰都县城约2公里处的长江右岸山包上。本次工作系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工作历时两月,共清理墓葬23座,包含砖室墓7座、土坑墓16座,完成发掘面积1650平方米。出土随葬品包括铜锺、铜鍪、铜灯笼形器、铜龙形饰、铜璧形饰、铜耳杯釦、铜镯、铁刀、铁剑、陶盆、陶钵、陶罐、陶釜、陶锺、陶侍俑、陶动物俑、釉陶摇钱树座、釉陶锺、釉陶博山炉盖、青瓷盘口壶、青瓷四系罐、青瓷碗、五铢、四铢、货泉、太平百钱、大泉五十等,墓群时代初步判断为西汉晚期至南朝时期。本次发掘的这批墓葬朝向一致、排列整齐、布局有序,多数按西南-东北或西北-东南方向排列,应是一处经过统一规划的中型家族墓地。图片 11图片 12图片 13图片 14图片 15 5.巫山县周家坪砖室墓 周家坪砖室墓位于巫山县巫峡镇柳树村一社,2013年5月,我院对该墓实施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该墓方向245°,平面呈“凸”字形,直壁券顶,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四部分组成,甬道及墓室以条形砖、楔形子母砖砌筑,底部平砖顺铺,砖下垫细砂厚约10~14厘米。墓葬规模较大,通长超过9米,内部最宽处接近3米,后室拱顶高2.76米。通过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金戒指、金镯子、金锈球、金狮子件、金珠子等贵重首饰及数量丰富的陶俑,部分文物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进一步充实与丰富了巫山地区的汉代考古资料。图片 16图片 17图片 18图片 19 6.丰都县石板溪窑址 位于丰都县高家镇文溪村一社,地处长江右岸的一级台地之上。本次发掘系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项目,发掘区位于文溪与长江交汇的三角形地带,发现龙窑1座,初步判断时代在宋代。出土遗物以碗、罐、壶、盆、瓮、盏、碟、钵、杯、器盖等瓷器为主。窑具也有较多的发现,以支座、垫圈、匣钵居多。唐五代时期的龙窑在重庆地区发现较少,通过本次发掘在进一步丰富了相关资料的同时,对了解峡江地区龙窑的形制结构与特点、装烧工艺以及民窑发展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图片 20图片 21

  

  NO·1 成都·蜀王府(东华门遗址)

  

  1390年,成都大城之中。

  

  一座环以萧蔷的藩府巍峨落成,气宇轩昂。两道城墙之中,坐北朝南的宫殿,金碧辉煌;园林之内,菊井秋香;这就是蜀王府。

  

  2001年,成都后子门,一段200米城墙被成都考古所发现,拉开了恢宏壮观的明蜀王宫一幕。2016年10月30日,考古发掘人员将视角投向了水渠遗址以西的2000平方米区域,开始补充发掘。半个月后,蜀王府后花园的遗貌展现:明朝第十三代蜀王朱至澍,赋诗饮酒,刻翠剪红。可惜,繁华好景,顷刻毁灭。1644年,张献忠蜂拥登城,蜀王朱至澍及嫔妃宫女投井自尽。末代蜀王,悲惨谢幕。

  

  宫

  

  (两重城垣,外为萧墙,内为宫墙,宫墙东到东华门街,西到西华门街,南到人民东路一带,北到东御河街一带)

  

  菊井秋香 成都最美八景之一

  

  2016年10月30日,后子门考古发掘现场,水道继续向西延伸出二三十米,宽约4米,堤岸最高处有3米多。在已挖掘出的水道尽头,南北两侧各修筑了一条整齐的石梯,直通底部。攀援向上,一块石砌观景平台展露眼前,历代蜀王,拥嫔妃戏太监,把酒临风欢,夜夜笙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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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府通往观景平台的阶梯。

  

  发现西向水道的同时,一条南北向大道的步道“现身”,宽10米,足够两豪华马车并跑。红石青瓦间,皇室气派,磅礴而出。

  

  水渠东部,一排密集的木桩从淤泥中露出,明蜀王府水上园林逐渐勾勒。考古专家从残存木条的形状、走向推断,这里曾经修筑起一座临水而建的供游人休息、赏景的亭台。成都考古所易立认为,此次发现的木桩,应是王府花园水榭的基柱。

  

  “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分封藩王镇守全国各地,十一子朱椿被册封为蜀王。“北起东西御河,南到红照壁,东至东华门,西达西华门,面积38公顷有余……”现存资料对明代蜀王府的注解,显示它是明代藩王中最华丽的宫殿。

  

  据史料记载,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开始,朱元璋就命令工匠在宋元成都城市旧址基础上,为儿子朱椿建王府,并参照京师皇城规制营建,故后世俗称“皇城”。蜀王府共有两重城垣,外为萧墙,内为宫墙,宫墙东到东华门街,西到西华门街,南到人民东路一带,北到东御河街一带。这座皇家建筑,园林精致优美,其中的“菊井秋香”被誉为成都八大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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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园林石刻雕花柱头。

  
  王

  
  (蜀王朱悦死后,继妃徐氏十分伤心,没过几天就香消玉殒。她的“生死相依”感动了皇帝,因而被谥“静节”。)

  

  夫妻情深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成都出土地下文物特别多,以明代为例,龙泉驿区将石灵镇乡改为“十陵”,其意指这一带已有明蜀王陵十座之多,被发掘或发现。考古专家据此解密,众多蜀王故事得以还原。

  

  历代蜀王,献王朱椿“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在朝中有“蜀秀才”之称。到成都后,朱椿沿锦江修建了筹边楼、望江楼、散花楼,成为了成都的标志性建筑。

  

  而历史上最短命的蜀王是僖王朱友埙。明宣德六年(1431年)靖王去世后,因无子嗣,宣德七年遂由僖王继为蜀王。然而,他上任仅一年零九个月,就辞世而去,享年二十六岁。

  

  蜀王中,最恩爱的蜀王夫妻是和王朱悦和继妃徐氏。据记载:朱悦死后,继妃徐氏十分伤心,没过几天就香消玉殒。她的“生死相依”感动了皇帝,因而被谥“静节”。

  

  亡

  

  (张献忠在城根下挖洞,装上火药,置引线,须臾间,城墙倒塌,瓦石乱飞,城裂开十余丈。张献忠蜂拥登城。)

  

  城破胆裂 蜀王携嫔妃投井自尽

  

  四川明代先后有十三代蜀王,他们曾统治四川达267年之久。

  

  1423年,朱椿去世。往后,藩王府的红石牌坊迎来送往了12位“好学能文”的蜀王,川中百姓两百年来,不被兵革。朱至澍原本也以为可以一辈子日居丽春轩,赋诗饮酒,刻翠剪红。

  

  转折出现在天启末年,陕北农民暴动,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李自成、张献忠南北征战,席卷天下。

  

  1644年,张献忠攻入成都,十三代蜀王的命运,就此终结。

  

  清代张廷玉所著《明史》记载:是日,天无云而雷,贼有震者。献忠怒,发巨炮与天角。遂进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于井,巡抚龙文光被杀。

  

  1644年正月,张献忠入夔州,成都大震。蜀王欲逃往滇黔,巡按刘之勃谏言制止。6月30日,蜀王一行仓皇出逃,被守门人拦下。7月,城中人震恐,每晚上呼叫,“闯至矣!”“献至矣!”8月9日,张献忠在城根下挖洞,装上火药,置引线,须臾间,城墙倒塌,瓦石乱飞,城裂开十余丈。张献忠蜂拥登城,蜀王朱至澍及嫔妃宫女投井自尽,内江王、太平王等随之而亡。

  

  张献忠在蜀王府自称大西王,并以蜀王府为西王府,1646年,张献忠在撤离成都前,一把火焚烧蜀王府。至此,玉殿琼楼,繁华殆尽。

  

  后有传言朱至澍之子于隆武元年十二月袭王位,然国亡不知所终。

  

  NO·2 安岳·毗卢寺(石桅村)

  

  曲眉丰硕 笔工端严宋明20尊佛像深埋红土

  

  隋唐年间,佛教宗派鼎立,百家争鸣。唐玄宗、唐僖宗为躲避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出逃至川,引入大量文人墨客、能工巧匠、虔诚僧侣。寺院佛龛、佛教造像也在人和地利的愿景中,由川北向南成燎原之势,遍地开花,其中一朵开在了古驿站安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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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出土的佛像。

  

  石桅村,距离安岳县城40公里,潺潺溪水旁,村民在农田挖土方,锄一块硬物,竟是一尊石雕,继续挖,又有一尊。经过考古发掘,2016年5月9日,20平方米的干燥松散红色黏土中,20尊佛像出土,精巧华美、造型不一。

  

  佛像或宽额丰颐、体态丰腴,彰显着唐朝风格,或身著璎珞、坐于莲上,姿容凝重,闪现出宋代特色。更令人称奇的是,一块石头上,三面都有兽形雕刻,造型怪异。专家认为,这是罕见的石刻艺术珍品。

  

  不依山、不入窟,独体埋进耕地,为何?几天后,考古人员寻到了地基、水槽等建筑遗迹,有了寺庙的猜想。5月30日,一块功德石碑露面,记载着善男信女的捐赠钱物。字迹显示,这曾是一座名为“毗卢寺”的庙宇,受过当时著名的大足宝顶山等寺庙捐助。据乾隆版《安岳县志》记载,毗卢寺始建于宋代;而石碑则说,它来自明代嘉靖年间。

  

  四川省考古院李飞认为,寺庙曾损毁,明代在遗迹上重建而成。

  

  NO·3 渠县·城坝遗址(土溪乡)

  

  多元族群 包容开放川东最大西汉墓葬区

  

  2014年至2016年,专家对渠县土溪乡城坝遗址考古调查发现,城坝遗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至六朝时期,其中以两汉时期的堆积为主,两汉时期的遗存包含有大量的移民因素。这为进一步廓清晚期巴文化如何融入汉文化的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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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出土的器物

  

  郭家台城墙为两次夯筑而成,年代分别是西汉初期和东汉中晚期。城址外的一级阶地分布着众多的水井和房屋基址,说明其是主要的生活聚集区。二级台地则分布着众多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和木椁墓,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是川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最集中西汉墓葬区。

  

  考古发掘已清理西汉时期的墓葬40余座,墓葬形制主要包括竖穴土坑墓、土坑木椁墓和带头龛的土坑墓三种类型,其中竖穴土坑墓与木椁墓出土器物组合基本一致,均为灶、罐、盆、钵、仓等;而带头龛的土坑墓出土器物与前两者差异较大,其组合为单耳罐、壶、豆、釜等。这既反映了年代的差异,更反映了族群的复杂化。

  

  NO·4 汉源·瀑布沟水电站消落区

  

  浮世风华 金币随葬屈指可数的唐墓现身

  

  汉源县瀑布沟水电站消落区,湖水消落的冲刷,意外地暴露了一处墓葬。

  

  2015年至2016年,专家对该墓地连续两次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揭露墓葬11座。其中8座墓葬为唐代墓葬,另外3座为北宋时期墓葬。专家将其命名为娃娃窖唐宋墓。墓葬多为砖室墓,形制可分为券顶墓和船形墓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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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沟水电站消落区唐墓中发现的金币

  

  四川发现的唐代墓葬较少,成都平原以外区域更是屈指可数,两处墓中,出现了唐代壁画风格,这在川内尚属首次。令专家兴奋的是,墓室后龕及左右侧壁均有彩绘图案,因墓室湿度较大,图案保存较差,但仍依稀可辨主题有侍女、动物和出行图等。

  

  唐墓中还出土了“开元通宝”金币和金冥币等随葬品,显示出墓主较好的经济条件。

  

  NO·5 西昌·先秦聚落遗址(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凉山段)

  

  剑·来历

  

  (入汉以后,承袭晚期滇西式铜短剑,发展出一类铜柄铁剑)

  

  山字格剑 巴蜀剑中的典型代表

  

  战国时期,已经少量出现铜柄铁剑;西汉前期,承接战国传统,继续流行铜短剑;西汉中晚期,铜柄铁剑日益流行,并替代了铜剑;自新莽时期到东汉中期后,受中原地区影响,汉式铁剑在西南地区繁荣,逐渐淘汰了原当地系统的铜短剑和铜柄铁剑。

  

  西南地区的铜柄铁剑在战国时少量出现,形制是从当时滇西式铜短剑继承而来。入汉以后,承袭晚期滇西式铜短剑,山字格剑发展出一类铜柄铁剑:柄首成蕈形,茎部饰繁缛的米点纹;三叉形纹加大,并都加有横纹格;三叉纹以上的部位以铜铸成,剑身为铁质,剑身基部插入铜柄的空隙,在结合处涂上焊料焊接牢固,剑长一般在60至7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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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发现的战国时期西南夷民族山字格剑

  

  剑·渐变

  

  (山字格剑是从西北传入西南的游牧族的产物,传播过程中,各个地方也融入了自己的特色。)

  

  融入特色 传入西南的游牧民族产物

  

  此前,在东北辽宁、北方长城地带、西北甘肃宁夏,西南地区等都发现过这种剑;多在墓葬中随葬家畜头骨埋葬。四川大学考古系苏奎梳理发现,山字格剑多出现在战国至西汉时期。

  

  学者童恩正指出,从中国东北至西南的边地之间,有一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授宋治民发现,山字格剑正好在东北至西南的边地的半月形游牧地带范围分部。

  

  宋治民认为,山字格剑正是从西北传入西南的游牧民族产物。在传播过程中,各个地方也融入了自己的特色,宁夏的锋部略呈三角形,类似中原青铜剑的剑身,四川理县在剑茎上铸了凸起的米粒纹。还有的茎上装饰凸起的螺旋状纹或乳丁纹,还有的铜柄铁剑伴出的青铜立体动物装饰。

  

  遗址现场负责人陈苇认为,横断山脉并没阻挡梁山古人与外界的交流。除了山字格剑外,遗址中出土的夹沙红陶、高领绳纹罐,还与中原宋朝时期的南诏风格相近。

  

  NO·6 大邑·高山古城(古城埂村)

  

  平原乐土 盘玩核桃 高山古城的富力乐土

  

  2016年4月,成都大邑古城埂村,一座距今4500年至4600年的高山古城“打开城门”。

  

  34.4万平方米的古城,“锁”在均长五六百米的四面城墙中,农耕富力的乐土幻想亦在此得到印证。当时,先民们已会种植黍、粟、薏米、苍耳,受到长江中游的影响,水稻成为他们的主食。他们还将猪狗驯化,然后再宰杀烹食。食能果腹,牙齿不免“遭罪”,当两颗上颚侧门齿坏掉时,他们则将其拔下。他们将泥质陶和夹砂陶制成各式生活陶器,再饰上绳纹、附加堆纹、刻划纹,增添情趣。而一种打磨光滑的圆盘状陶器则是当时的“奢侈品”,用以盛食,类似现代的果盘。若不小心将圆盘弄碎,他们就打出四个小孔,用绳索穿起后,继续使用。

  

  成都考古所陈剑说,墓葬中,成人仅占小部分,大多是儿童墓葬。经测量,成人骨身高在165-175cm,与现代成都人相差不大。

  

  3个不同的墓坑中还出土了3枚核桃,分别位于人骨的左手边、右脚边。这一随葬习俗在成都平原尚属首次发现。古玩收藏家赵德表示,核桃外表已呈棕红色,凹进的部分却是黑色;核桃凸起的纹理有明显摩擦过的痕迹,部分已经磨得较为光滑,“核桃应该不是食品,而是一件盘玩的耍件。”

  

  NO·7  盐源·皈家堡遗址(双河乡杨柳桥村)

  

  陶器颇具“混搭”风格 川西南最早石器时代

  

  2015至2016年,盐源双河乡杨柳桥村,考古人员在一片片玉米地、果树地下,挖出了大量锛、凿、纺轮等石器,将盐源的历史追溯到4600多年前,是川西南遗存最早的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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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陶器——尊

  

  拾起一块10多厘米长石斧,光滑如玉,有明显切痕。“此等器物想来应是主人心中所爱,才有多次的反复打磨。”现场负责的考古专家左志强感叹,当时的磨制技术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水平。

  

  《四川通史》记载,史前四川陶器多姿多彩,是艺术上最成功的作品类群,而这里的陶器可为此加粗一笔。出土的罐、壶、钵、瓶、杯等陶器,已不限于模仿大自然现成的物质形式。其中一个陶罐雕工精细,一圈圈小点密集而成的纹路,呈现出该地区独有的特质。两个敛口钵,是带有刻花纹饰的衬花陶,糙面与光面相复合,颇具现代的“混搭”风格。

  

  NO·8 石渠·阿日扎岩画(双河乡杨柳桥村)

  

  雄浑刚劲 游牧风情 高原上的生活记忆

  

  2016年9月,省考古院工作人员踏入平均海拔4000米的甘孜石渠大草原。突然,山脚下,一幅刻在平整崖面上的岩画映入眼帘。随后,考古人员在阿日扎和温波两地寻到4处岩画,其中三处相距不过百米,大多出现在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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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人员在4处岩画中,找出了40余头动物,9个人物。其中的牦牛、大角羊、大角鹿为高原特有的动物形象。其中一处岩画上,还能看到古藏文的题记。一幅人虎搏斗图中,一头巨型老虎旁,两人手持武器,做搏击状,不远处,牦牛低头,大脚鹿奔跑。牦牛左上方,一个小人骑在马上,怡然自得。

  

  考古专家李飞介绍,这些图像均为密点凿刻,创作者先用细线在崖壁上刻画出轮廓,再通过密点敲凿出图像。专家初步认定,岩画时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几百年,随后一直延续至公元800年前后,这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唐代。

  

  NO·9 达州·罗家坝遗址(宣汉县进化村)

  

  石器演化 传承风貌 代表新考古学文化类型

  

  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的考古发现曾被评为“1999年四川省十大文物工作成果”。

  

  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专家对该遗址300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遗物。

  

  出土的石器中,打制石器较多,磨制石器较少,磨制石器多为石斧、石镞、磨石、石砧等;打制石器多为黑色燧石,其次为石英石,细石叶数量最多,达100余件。

  

  此次发掘的堆积层次较多,遗迹较为丰富,出土器类较多,器型演化规律清晰,可能代表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其年代应在距今5300—4500年,填补了广元中子铺遗存与四川盆地及川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间的空白。

  

  NO·10 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

  

  唐宋象棋 一步千年 青铜制造共30枚

  

  2016年5月,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在天府新区万安镇附近考古时,在一座北宋时期的墓葬里发掘出一副中国象棋。由于年代久远,棋子已经粘连到一起。棋子为青铜制作,共30枚,与今天的象棋相比少了两枚。

  

  考古项目负责人谢林介绍,出土象棋的墓葬是平民墓,象棋是在墓主小腿骨旁边发现的,由此推测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象棋爱好者。这套青铜象棋是成都迄今为止首次发掘出的成套象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这座墓除了出土有青铜象棋,还有一面葵花边青铜镜,以及低温烧制的武士陶俑、文官陶俑、陶狗。(记者毛玉婷 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院、成都市文物考古所提供)

(原文标题2016四川十大考古发现 成都后子门“回到明朝”   原文刊于:《华西都市报》2017年1月5日第A9版)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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