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必威官方最新下载,湖南考古30年

  26年前6月的一个午后,我从湘潭大学毕业,挑着铺盖来到位于湖南省博物馆办公楼二层楼梯口左侧第一间何介钧所长办公室报到。那个时候的长沙上大垅一带,街道不宽,车不多,天空很蓝。政工科负责人徐杏国同志领着我从省博物馆出来,去到500米以外的单位新址——东风二村21栋,经过狭窄的东风北路,沿途有绸厂门口的露天菜市场、煤场、面馆和一些色彩斑驳的小商铺。由于新办公楼尚未启用,便给我这个新来的人员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宿舍。

湖南考古30年 发布时间:2017-02-06文章出处:“赛博古”微信作者:郭伟民点击率: 26年前6月的一个午后,我从湘潭大学毕业,挑着铺盖来到位于湖南省博物馆办公楼二层楼梯口左侧第一间何介钧所长办公室报到。那个时候的长沙上大垅一带,街道不宽,车不多,天空很蓝。政工科负责人徐杏国同志领着我从省博物馆出来,去到500米以外的单位新址——东风二村21栋,经过狭窄的东风北路,沿途有绸厂门口的露天菜市场、煤场、面馆和一些色彩斑驳的小商铺。由于新办公楼尚未启用,便给我这个新来的人员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宿舍。 从此,作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员,开始了我的考古人生。 我在湖南的考古生涯,第一次下工地是1990年9月份去大庸邮电公寓工地,发掘工作不到一个月即结束。随后是10月份去五强溪水电站淹没区沅陵县太常乡窑头村、木马岭村,抢救发掘那里的古城和墓葬,这里的发掘连续进行了3年。1993~1994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1994年以后,在城头山遗址工地参加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在此期间,也发掘了湘潭堆子岭遗址、沅陵高坪、老爷台遗址、云溪道人矶遗址、澧县鸡叫城遗址、零陵泉陵侯墓、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等,并在湘黔铁路复线、衡阳开发区、沪昆高速醴潭段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主持多处基本建设工程调查勘探。截至2007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为主。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得益于这段宝贵的经历。沅陵考古发掘时跟着胡德兴老师傅学墓葬发掘技术,认土、找墓、清理器物,手上的功夫全是从他那儿学到的。遗址发掘水平和整理能力的提高,得益于田野领队班的训练。堆子岭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也从研究室裴安平主任那里获益良多。而真正对自己田野水平有较大提高的是连续多年在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那是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理论方法的觉悟,是蜕变。在这之后,虽也有诸如澧阳平原考古调查与杉龙岗遗址发掘,但长时间下工地的机会不多了,尤其是承担行政工作以后,就只能走马观花式地检查工地了。 我的研究,最先是从楚文化入手的,因为沅陵窑头发掘之故,早期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楚文化。后来的转向,则又与工作经历有关,城头山的发掘使我将研究重点转向新石器时代考古。对于个人而言,并非我决定研究方向,而是工作岗位及考古材料牵着我的鼻子走。我的学术研究,何介钧老所长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的不少习作都请他过目审阅并提出意见,受益良多。后来学术的提升,当然是在北京大学从赵辉师那里得到的培养。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自我回顾,主观上是想从我个人的历程来反映我们单位的历程。我们考古所的每一位成员,如同我个人的成长一样,与单位的发展和成长是息息相关的。从第一任所长何介钧,到第二任所长袁家荣,单位的领导班子及其个人,都竭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这样的氛围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互帮互学、耳濡目染的环境,对彼此都很重要。久而久之,这样的环境逐渐形成一种学术的传统和营养,反哺和滋润着我们的团队,而个人与集体,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承担湖南境内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所谓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考古工作来实施的。建所三十年来,抢救性考古工作占了全所总体工作的绝大部分。湖南境内的交通、能源、水利及其他重点建设工程都需要实施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作为考古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全体同仁的主要工作方式。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在基本建设抢救性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如五强溪水电站工程的沅陵窑头古城与墓葬发掘、碗米坡水电站工程的龙山里耶古城古井和秦代简牍发掘、二广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澧县优周岗遗址发掘、城区改造工程的益阳兔子山遗址发掘,以及其他建设工程中的虎溪山沅陵侯墓、泉陵侯墓、五里坪墓地发掘,等等。这些工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考古发掘,还是重要的科研和学术工作。田野考古的操作,不是挖土,也不是工程,它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技术与方法,考古工作又与文物科技保护密切相关,任何一项考古工作离开了科技保护都会寸步难行,所以考古实践又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工作的实施,既需要理论方法的指导,又需要科研和学术人才的支持。另外,考古发掘还需要公众参与,考古工作的成果还需要公共传播,这正是当前大多数文物考古研究所成员学科背景和专业方向复杂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仅仅承担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科技保护,作为一个科研单位,还要开展科学技术的攻关与创新,在构建湖南人文学科体系和湖湘文化研究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建所以来,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填补了湖南历史的大片空白,极大地促进了湖南考古学研究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以构建湖南远古历史为己任,因为古代湖南留下的文献史料并不多,湖南开发的历史比较晚,单靠文献,无法说清楚湖南的过去。通过考古工作,我们找到了距今50万年前人类活动留下的工具,从那个时候起,数十万年的文化发展过程在湘北澧水流域和湘西潕水流域有着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不仅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形态,还有人骨、牙齿等对研究人类进化有重要意义的考古标本。在中国南方地区,还没有哪个省有着如此清晰完整的旧石器时代区域类型和考古学文化序列。通过考古工作,我们还找到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许多关键节点性遗存,呈现出重要的历史价值,如道县玉蟾岩遗址为稻作农业起源和新旧石器过渡提供了重要材料;洪江高庙遗址提供了距今7000年以前人类信仰和文化的生动证据;澧县城头山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炭河里遗址是南方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弥补了秦朝地方历史研究的阙如;楚汉古城的发掘,则为我们找到了解读帝国文明进程中边缘与内陆嬗变的轨迹;湖南简牍作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不仅使湖南占有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60%以上,也使湖南简牍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热点。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成果对研究中国文明进程有重大意义,如长沙铜官窑作为中国釉下彩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大宗外销瓷器的原产地,同时还是反映晚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南北社会交融与动态发展的重要证据;永顺老司城则是中华民族多元融合和国家治理智慧的有力体现。这些掩埋于地下的历史,完全是通过我们的考古工作才得以重新认识。 通过考古研究,我们了解到湖南历史的源头,要追溯到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其后薪火传,绵延不绝。远古的湖南人到底是何种群,现在还有一些未解之谜。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湖南就逐渐形成两个不同的区域文化传统,其分野就在华容—南县—沅江—益阳—邵阳一线。也就是从东洞庭湖开始,沿赤山—雪峰山一线,分为东西两块,西与江汉平原联系紧密,东与鄂东及赣皖联系紧密。这两个区域从史前到商周,再到战国秦汉,乃至六朝隋唐及明清、现代,其分野都依然存在着。在文化上,是湖湘文化和溪蛮文化的分野;在语言上,是西南官话和湘方言的分野;在历史上,是楚国、秦朝洞庭、苍梧的分野,也是汉代长沙、武陵二郡的分野,更是后来常德、长沙两大行政区的分野。他们在文化和族群上各具特色又密切相关,远古的苗蛮、夷越、百濮,秦汉六朝的五溪、蛮夷、峒瑶,以及晚近的汉、土家、苗、瑶、侗等,各据其中。颇为奇异的是,历来以汉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和少数民族占多数的西部在语言的分区上却反其道而行之,汉化程度高的东部以地方土着的湘方言为主体,而土着少数族群占多数的西部却是以中原华夏化程度较高的西南官话为主体。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这是对湖湘文化历史地理的一个基本概括,而湖湘文化的源头,总要回溯到远古,需要考古来实证。 考古是为了解我们湖南的过去,过去对于现在和未来至关重要。因为任何现象和问题,任何人与事,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又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如何判断它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是一门关于历史和时间的学问,历史是通过时间传递下来的,就像我们和我们祖父辈的关系,也是通过时间传递下来的。认识考古就是认识历史,认识历史就如同认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一切,包括生命、思想、知识和智慧都是历史、时间和祖先赐予的,这就是考古构建历史的价值所在。譬如,我们今天谈湖湘文化,是因为我们今天就生活在湖湘文化的历史里,我们的现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沟通过去与未来。湖湘文化就在湖南的历史里,就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祖祖辈辈的血液里流淌着。 湖南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考古工作不仅要揭示湖南的考古与文化,还要在研究湖南的过程中认识中国。湖南是我们的湖南,中国是我们的中国。湖南历史进程的每一步都与中国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湖南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从古代到今天,共同演绎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湖南旧石器文化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湖南新石器文化和江汉、中原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湖南地区最先出现的水稻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的基本粮食作物,距今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与淮河上游地区的贾湖文化有着交流,湖南青铜文明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印记。这些都明确地证明:湖南自古以来就与华夏文化有着血脉关联,及至楚文化南渐,秦国统一郡县建置,西汉帝国开拓疆土,魏晋侨郡设立,晚唐中原人南迁,宋元时期民族融合,湖南敞开怀抱接纳外来移民,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湖南文化和族群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苗蛮血液里有源源不断来自中原的血液,加速了族群与文化的变迁。 不忘初心,是为了延续我们血脉中古老的基因,通过考古重建我们民族的历史。建所三十年来,我们围绕着这样的初衷,砥砺前行,继往开来。大致构建了湖南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域类型,基本构建了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时空框架,完善了商周时期区域文化序列,重建了战国秦汉时期湖南地方史,弥补了六朝至隋唐历史时期文献的缺失,填补了宋元明清时期考古遗存和民族遗存的空白。这些材料不仅为续写湖湘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构建中国地方区域史提供了重要素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料的研究、整理和保护、展示利用,在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物保护、整理研究、展示利用贯穿考古的整个过程,考古不唯单一的田野作业,而是一项复杂的科技和学术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工作者是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的排头兵。这些年来,我们在强化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加大科技保护和文化传播的力度,在文物保护规划、保护方案设计及保护工程实施等方面发挥考古的优势和特色,实现考古与科技保护、展示利用的全面融合。承担了湖南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的大量工作。我们也注重考古成果的转化,开展公共考古,走向人民大众,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紧密结合,在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做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湖南的考古工作永远在路上,建所三十周年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湖南史前考古虽然已建立了基本的时空框架,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突破。除澧水和潕水流域外,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征还不清晰,现代人及其文化遗存目前还只是在南岭山地找到一些线索。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狩猎采集向稻作农业的转变,或许经过了相当长的进化程序,从地理位置和考古证据来说,湖南都有望取得突破,遗憾的是这些年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新石器时代洞庭湖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较为完善,但其他区域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社会复杂化进程与文明起源问题还需开展更加精细化的聚落考古工作。湖南史前复杂社会的崩溃以及后续青铜文明的出现,到底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又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以及最早中国的形成发生了怎样的互动?这是湖南作为南方地域在其华夏化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时期的考古也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但总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全面考察湖南作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地方政体、湖南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湖南特色区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和这种价值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总体而言,未来湖南考古学研究中,有三大学术重点,即以稻作农业起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为重点的史前考古;以华夏化进程为重点的商周秦汉考古;以湖湘文化为重点的历史民族考古。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当然还有很远的距离。此外,单位在硬件、软件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人才建设方面期待机制创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前路漫漫,我们深知,唯有脚踏实地一往无前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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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至今已走过三十年历程。作为省级考古科研机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承担全省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及时将这些学术成果公之于众,自建所以来,我所先后出版各种考古报告、专著、研究文集等九十余本。下面将我所编辑出版的这些书籍进行分类概述。 一、田野考古成果斐然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2 田野考古报告是对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的整体汇报和初步研究,是田野考古工作的忠实记录和集中表述。三十年来,我所先后出版有《长沙窑》(与湖南省博物馆等合编,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长沙楚墓》(与湖南省博物馆等合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湖南古墓与古窑址》(岳麓书社,2004年)、《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与湖南省博物馆合编,文物出版社,2004年)、《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坐果山与望子岗》(科学出版社,2010年)、《濂溪故里——考古学与人类学视野中的古村落》(科学出版社,2011年)、《里耶秦简》(文物出版社,2012年)、《桂阳刘家岭宋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安乡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永顺老司城》(科学出版社,2014年)、《沅陵窑头发掘报告——战国至汉代城址及墓葬》(文物出版社,2015年)、《湘阴青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5年)、《岳阳唐宋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大型考古发掘报告17部。研读这些大型报告,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考古报告的出版力度不断加大。由于人手、经费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考古报告的积压几乎是全国考古学界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从我所的情况来看,2000年以前我所仅出版了两部大型考古报告,且都是和其他单位合作整理出版的。近年来我所加大了考古资料整理和出版力度,不仅逐步还清了老账,也努力避免欠新账。从2010年开始,我所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考古报告出版。不仅一些积压多年的资料得到了整理、出版,如《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安乡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等;而且许多新发掘的资料也及时向学界公布,如《坐果山与望子岗》、《桂阳刘家岭宋代壁画墓》、《岳阳唐宋墓》等,都是第一年发掘,第二年整理和编写报告,第三年出版,避免了新资料的积压。 2、老资料、新视野。我所对老资料的整理也不是对以往发掘资料的简单公布,而是将之纳入了当今的学术视野。如安乡汤家岗遗址,早期主要是发掘了一大批墓葬,遗址的布局、所处的环境等都不是十分清楚。为了整理这批资料,我所对汤家岗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和小规模的发掘,发现了遗址周围的环壕,搞清楚了遗址的布局和所处的环境,使原有发掘资料所蕴含的信息得到了升华。沅陵窑头,还有正在整理的华容车轱山遗址等也都是如此。 3、科技与考古结合日渐紧密。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不断参与进来。这种变化在我所出版的考古报告中也得到了体现。2000以前出版的考古报告,几乎没有科技手段的介入;此后出版的考古报告,科技考古的成分日益增加,澧县城头山遗址甚至有了单独的一本《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报告;到了《岳阳唐宋墓》时,科技检测已代替过去的经验判断,成为确定墓葬出土瓷器窑口的科学依据。科技考古的发展,促进了考古发掘水平的提升和科学研究的深入。 4、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我所的工作范围也逐渐由单纯的考古向考古与保护并重转变。2009年,我所成立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心”,致力于大遗址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相关方面的工作。《濂溪故里——考古学与人类学视野中的古村落》即是我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心开展古村落保护的一个尝试。城头山、老司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展示以及老司城遗址的申遗成功,都倾注了我所工作人员的大量心血。我所编辑出版的《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一书,虽然从体例上不属于考古和文物保护报告,但可以从中窥见我所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重要成果。 二、科学研究逐渐深入 三十年来,我所业务人员辛勤耕耘,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从我所编辑出版的书籍来看,其中既不乏集中体现整个湖南考古界或我所整体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如《考古耕耘录——湖南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选集》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也有体现个人研究成果的学术专著,如何介钧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马王堆汉墓》;周世荣的《湖南陶瓷》、《湖湘陶瓷》、《岳州窑》、《衡州窑与衡山窑》、《金石瓷币论丛》、《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马王堆养生气功》等;袁家荣的《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郭伟民的《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城头山遗址与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贺刚的《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柴焕波的《湘西古文化钩沉》、《永顺老司城——八百年溪州土司的踪迹》、《湘西画卷》、《西藏艺术考古》等;张春龙等编的《湖南简牍名迹》、《湖南出土简牍选编》、《湖湘简牍书法选集》等。此外向桃初的《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虽然是在他调离我所以后出版的,但书却是他在所工作期间写成的,因此也可视作我所人员的研究成果。从这些书籍中可以看出我所研究体系的特点,即史前考古占有重要地位,且成果最显著;陶瓷、简牍资源丰富,但研究有待加强;商周考古体系初步建立,但尚有不少缺环;秦汉、六朝、隋唐、宋元考古研究尚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从作者年龄来看,既有老一辈的何介钧、周世荣、袁家荣等,也有年富力强的郭伟民、贺刚、柴焕波、张春龙等,反映出我所事业后继有人的可喜势头。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3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4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5 这些年来,我所学术交流比较频繁,承办了不少学术会议,编辑出版了一批会议论文集。为承办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我所会前专门编有《湖南史前考古论文选编》,会后又编辑出版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此外,我所编辑出版的论文集还有《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湘赣粤桂考古高峰论坛”暨湖南省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会议论文资料汇编》、《湖南省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会议论文资料汇编》等。 三、学术阵地稳中求进 《湖南考古辑刊》是我所主办的一个以书代刊的学术刊物,是介绍湖南考古新发现,展示湖南文物考古研究的重要学术窗口。创刊于1982年,现已出版12集。其中第一、二、三集由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省考古学会合编(当时考古所还未从博物馆独立出来),从第四集开始由我所和湖南省考古学会合编。第七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间除2004年出版过一套《湖南考古2002》外,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停顿状态。2009年,我所领导决定重新恢复这一学术阵地,继续编辑出版《湖南考古辑刊》,并对刊物进行了改版,重新确定主题格式,以湖南地区考古学发掘与研究成果为主,兼顾国内外考古学研究,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主设考古新发现、探索与研究、科技考古、文物杂谈、家园凝眸、金石锥指、史海钩沉、公众考古等栏目。改版以后的《湖南考古辑刊》对所收稿件严格审编,精益求精,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五集,初步树立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学术界荣获一致好评,成为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个重要学术品牌。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6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7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8 四、公众考古方兴未艾 我所十分重视考古成果的普及和推广。早在1999年,我所就出版了一本宣传湖南重要考古发现的普及读物《湖南考古漫步》。从2008年起,为了让社会大众及时了解湖南的文物考古工作情况,我所决定每年编辑一本《湖湘文化考古之旅》,将每年湖南考古的成果向社会及时公布。《湖湘文化考古之旅》分为调查勘探、考古发掘、遗产保护与利用、科研成果、信息与交流、共建和谐家园等几大板块,通过文字和海量图片,将湖南考古工作向读者娓娓道来。整本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使湖南考古工作者科学严谨、吃苦耐劳的生动形象跃然于纸上,可读性极强,对于揭开考古的神秘面纱,让公众了解真实的考古是什么,了解湖南的古文化,唤起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该书发表的都是当年的最新考古发现,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因此也可以作为资料进行交流,便于各地考古同行们及时分享成果,达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目的。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9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10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我所还时常与新闻媒体合作,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实时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并及时将活动的成果结集出版。2012年出版的《发现湖南》系列丛书就是我所和三湘都市报联合开展的系列活动的成果。该丛书包括《老祖宗的那些事——湖湘文明溯源之旅》、《根与源——历史文化名人湖湘之旅》、《寻找家园深处的珍藏——湖湘物质文化遗产之旅》、《寻找民间灵性之光——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旅》四组大型系列专题文化报道,通过对湖南的古文明和古代文化传统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生动的挖掘和讲述,首次完整地从湖湘大地有人类活动遗迹的50万年前开始,追溯湖湘文明的源流历史,追踪历史文化名人在湖南的足迹,梳理湖南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探讨湖湘大地历史文化的基因构成与现实处境,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湖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资源的图文档案库。丛书中《老祖宗的那些事——湖湘文明溯源之旅》细述的就是湖南的考古专家学者们如何用考古的方法,揭示和认识湖南的古代,重建湖南的上古史,解读湖南古代文明,探寻湖南文化的根基与源头。必威官方最新下载 11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考古学家就是老古董的形象。其实我们很多老师都是多才多艺的。吴顺东老师曾经是诗人,他主笔的《湖南考古漫步》流淌着诗一般的语言。柴焕波老师是摄影爱好者,在工作之余拍摄了许多高水平的摄影作品。每结束一个地方的工作,除了有专业报告和专著问世外,他都会举办个人摄影大展。三卷本的《湘西画卷》(包括《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武陵山区考古纪行》)就是他在湘西多年工作的结晶。其中的《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既有湘西优美自然风光的记录,也留存了许多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古老的民情和民俗。我所图书室除专业书籍外,还订了不少文学、艺术类的期刊。像《诗刊》这类纯文学的期刊,我所也一直多年订阅。套一句目前流行的俗语,我们“不光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责编:韩翰

 

  从此,作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员,开始了我的考古人生。

 

  我在湖南的考古生涯,第一次下工地是1990年9月份去大庸邮电公寓工地,发掘工作不到一个月即结束。随后是10月份去五强溪水电站淹没区沅陵县太常乡窑头村、木马岭村,抢救发掘那里的古城和墓葬,这里的发掘连续进行了3年。1993~1994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1994年以后,在城头山遗址工地参加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在此期间,也发掘了湘潭堆子岭遗址、沅陵高坪、老爷台遗址、云溪道人矶遗址、澧县鸡叫城遗址、零陵泉陵侯墓、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等,并在湘黔铁路复线、衡阳开发区、沪昆高速醴潭段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主持多处基本建设工程调查勘探。截至2007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为主。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得益于这段宝贵的经历。沅陵考古发掘时跟着胡德兴老师傅学墓葬发掘技术,认土、找墓、清理器物,手上的功夫全是从他那儿学到的。遗址发掘水平和整理能力的提高,得益于田野领队班的训练。堆子岭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也从研究室裴安平主任那里获益良多。而真正对自己田野水平有较大提高的是连续多年在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那是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理论方法的觉悟,是蜕变。在这之后,虽也有诸如澧阳平原考古调查与杉龙岗遗址发掘,但长时间下工地的机会不多了,尤其是承担行政工作以后,就只能走马观花式地检查工地了。

 

  我的研究,最先是从楚文化入手的,因为沅陵窑头发掘之故,早期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楚文化。后来的转向,则又与工作经历有关,城头山的发掘使我将研究重点转向新石器时代考古。对于个人而言,并非我决定研究方向,而是工作岗位及考古材料牵着我的鼻子走。我的学术研究,何介钧老所长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的不少习作都请他过目审阅并提出意见,受益良多。后来学术的提升,当然是在北京大学从赵辉师那里得到的培养。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自我回顾,主观上是想从我个人的历程来反映我们单位的历程。我们考古所的每一位成员,如同我个人的成长一样,与单位的发展和成长是息息相关的。从第一任所长何介钧,到第二任所长袁家荣,单位的领导班子及其个人,都竭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这样的氛围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互帮互学、耳濡目染的环境,对彼此都很重要。久而久之,这样的环境逐渐形成一种学术的传统和营养,反哺和滋润着我们的团队,而个人与集体,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承担湖南境内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所谓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考古工作来实施的。建所三十年来,抢救性考古工作占了全所总体工作的绝大部分。湖南境内的交通、能源、水利及其他重点建设工程都需要实施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作为考古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全体同仁的主要工作方式。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在基本建设抢救性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如五强溪水电站工程的沅陵窑头古城与墓葬发掘、碗米坡水电站工程的龙山里耶古城古井和秦代简牍发掘、二广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澧县优周岗遗址发掘、城区改造工程的益阳兔子山遗址发掘,以及其他建设工程中的虎溪山沅陵侯墓、泉陵侯墓、五里坪墓地发掘,等等。这些工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考古发掘,还是重要的科研和学术工作。田野考古的操作,不是挖土,也不是工程,它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技术与方法,考古工作又与文物科技保护密切相关,任何一项考古工作离开了科技保护都会寸步难行,所以考古实践又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工作的实施,既需要理论方法的指导,又需要科研和学术人才的支持。另外,考古发掘还需要公众参与,考古工作的成果还需要公共传播,这正是当前大多数文物考古研究所成员学科背景和专业方向复杂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仅仅承担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科技保护,作为一个科研单位,还要开展科学技术的攻关与创新,在构建湖南人文学科体系和湖湘文化研究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建所以来,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填补了湖南历史的大片空白,极大地促进了湖南考古学研究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以构建湖南远古历史为己任,因为古代湖南留下的文献史料并不多,湖南开发的历史比较晚,单靠文献,无法说清楚湖南的过去。通过考古工作,我们找到了距今50万年前人类活动留下的工具,从那个时候起,数十万年的文化发展过程在湘北澧水流域和湘西潕水流域有着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不仅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形态,还有人骨、牙齿等对研究人类进化有重要意义的考古标本。在中国南方地区,还没有哪个省有着如此清晰完整的旧石器时代区域类型和考古学文化序列。通过考古工作,我们还找到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许多关键节点性遗存,呈现出重要的历史价值,如道县玉蟾岩遗址为稻作农业起源和新旧石器过渡提供了重要材料;洪江高庙遗址提供了距今7000年以前人类信仰和文化的生动证据;澧县城头山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炭河里遗址是南方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弥补了秦朝地方历史研究的阙如;楚汉古城的发掘,则为我们找到了解读帝国文明进程中边缘与内陆嬗变的轨迹;湖南简牍作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不仅使湖南占有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60%以上,也使湖南简牍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热点。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成果对研究中国文明进程有重大意义,如长沙铜官窑作为中国釉下彩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大宗外销瓷器的原产地,同时还是反映晚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南北社会交融与动态发展的重要证据;永顺老司城则是中华民族多元融合和国家治理智慧的有力体现。这些掩埋于地下的历史,完全是通过我们的考古工作才得以重新认识。

 

  通过考古研究,我们了解到湖南历史的源头,要追溯到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其后薪火传,绵延不绝。远古的湖南人到底是何种群,现在还有一些未解之谜。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湖南就逐渐形成两个不同的区域文化传统,其分野就在华容—南县—沅江—益阳—邵阳一线。也就是从东洞庭湖开始,沿赤山—雪峰山一线,分为东西两块,西与江汉平原联系紧密,东与鄂东及赣皖联系紧密。这两个区域从史前到商周,再到战国秦汉,乃至六朝隋唐及明清、现代,其分野都依然存在着。在文化上,是湖湘文化和溪蛮文化的分野;在语言上,是西南官话和湘方言的分野;在历史上,是楚国、秦朝洞庭、苍梧的分野,也是汉代长沙、武陵二郡的分野,更是后来常德、长沙两大行政区的分野。他们在文化和族群上各具特色又密切相关,远古的苗蛮、夷越、百濮,秦汉六朝的五溪、蛮夷、峒瑶,以及晚近的汉、土家、苗、瑶、侗等,各据其中。颇为奇异的是,历来以汉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和少数民族占多数的西部在语言的分区上却反其道而行之,汉化程度高的东部以地方土著的湘方言为主体,而土著少数族群占多数的西部却是以中原华夏化程度较高的西南官话为主体。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这是对湖湘文化历史地理的一个基本概括,而湖湘文化的源头,总要回溯到远古,需要考古来实证。

 

  考古是为了解我们湖南的过去,过去对于现在和未来至关重要。因为任何现象和问题,任何人与事,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又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如何判断它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是一门关于历史和时间的学问,历史是通过时间传递下来的,就像我们和我们祖父辈的关系,也是通过时间传递下来的。认识考古就是认识历史,认识历史就如同认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一切,包括生命、思想、知识和智慧都是历史、时间和祖先赐予的,这就是考古构建历史的价值所在。譬如,我们今天谈湖湘文化,是因为我们今天就生活在湖湘文化的历史里,我们的现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沟通过去与未来。湖湘文化就在湖南的历史里,就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祖祖辈辈的血液里流淌着。

 

  湖南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考古工作不仅要揭示湖南的考古与文化,还要在研究湖南的过程中认识中国。湖南是我们的湖南,中国是我们的中国。湖南历史进程的每一步都与中国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湖南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从古代到今天,共同演绎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湖南旧石器文化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湖南新石器文化和江汉、中原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湖南地区最先出现的水稻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的基本粮食作物,距今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与淮河上游地区的贾湖文化有着交流,湖南青铜文明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印记。这些都明确地证明:湖南自古以来就与华夏文化有着血脉关联,及至楚文化南渐,秦国统一郡县建置,西汉帝国开拓疆土,魏晋侨郡设立,晚唐中原人南迁,宋元时期民族融合,湖南敞开怀抱接纳外来移民,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湖南文化和族群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苗蛮血液里有源源不断来自中原的血液,加速了族群与文化的变迁。

 

  不忘初心,是为了延续我们血脉中古老的基因,通过考古重建我们民族的历史。建所三十年来,我们围绕着这样的初衷,砥砺前行,继往开来。大致构建了湖南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域类型,基本构建了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时空框架,完善了商周时期区域文化序列,重建了战国秦汉时期湖南地方史,弥补了六朝至隋唐历史时期文献的缺失,填补了宋元明清时期考古遗存和民族遗存的空白。这些材料不仅为续写湖湘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构建中国地方区域史提供了重要素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料的研究、整理和保护、展示利用,在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物保护、整理研究、展示利用贯穿考古的整个过程,考古不唯单一的田野作业,而是一项复杂的科技和学术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工作者是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的排头兵。这些年来,我们在强化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加大科技保护和文化传播的力度,在文物保护规划、保护方案设计及保护工程实施等方面发挥考古的优势和特色,实现考古与科技保护、展示利用的全面融合。承担了湖南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的大量工作。我们也注重考古成果的转化,开展公共考古,走向人民大众,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紧密结合,在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做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湖南的考古工作永远在路上,建所三十周年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湖南史前考古虽然已建立了基本的时空框架,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突破。除澧水和潕水流域外,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征还不清晰,现代人及其文化遗存目前还只是在南岭山地找到一些线索。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狩猎采集向稻作农业的转变,或许经过了相当长的进化程序,从地理位置和考古证据来说,湖南都有望取得突破,遗憾的是这些年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新石器时代洞庭湖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较为完善,但其他区域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社会复杂化进程与文明起源问题还需开展更加精细化的聚落考古工作。湖南史前复杂社会的崩溃以及后续青铜文明的出现,到底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又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以及最早中国的形成发生了怎样的互动?这是湖南作为南方地域在其华夏化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时期的考古也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但总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全面考察湖南作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地方政体、湖南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湖南特色区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和这种价值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总体而言,未来湖南考古学研究中,有三大学术重点,即以稻作农业起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为重点的史前考古;以华夏化进程为重点的商周秦汉考古;以湖湘文化为重点的历史民族考古。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当然还有很远的距离。此外,单位在硬件、软件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人才建设方面期待机制创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前路漫漫,我们深知,唯有脚踏实地一往无前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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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3-051097-6  

(本文由孙莉、王光明摘编自 郭伟民 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之“序”。内容略有删节、调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成立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在田野考古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使湖南迅速成为全国田野考古发现和研究的重要省份,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集收录的34篇考古论文内容涵盖湖南考古历史、湖南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植物和动物考古、陶瓷考古、简牍研究、考古科技、文物保护、对外考古和数字化考古等多方面的课题,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全体考古同仁多年工作的一个总结和回顾。)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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